羅愛倫 教授

　　羅愛倫，女，北京協和醫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麻醉學與疼痛醫學專家。曾任中華醫學會麻醉學分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北京醫學會麻醉學分會副主任委員，現任《中華麻醉學雜誌》總編，中華醫學基金會副理事長，楊森科學委員會麻醉學分會主任委員。她是英國皇家麻醉學院榮譽院士。她同時也是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屆全國婦聯執委。她還是2009年度中國醫師協會麻醉醫師分會“終身成就獎”、中華醫學會麻醉學分會“中國麻醉學傑出貢獻獎”、北京協和醫院“傑出貢獻獎”和2010年中華醫學會北京分會“醫學成就獎”獲得者。

　　“做外科領域的內科醫生”，這是羅愛倫教授在醫學殿堂中浸淫數十年有感而發的肺腑之言，更是她50餘年行醫生涯的不懈追求，同時也是她對廣大麻醉醫生的希望和忠告。其真諦不外是將醫學各個領域中的知識融會貫通，做一個具備豐富專業知識同時擁有人文關懷精神，一心讓病人真正受益的醫生。對“生前預囑”這一話題，羅教授極為關注，並一直在為之呼籲呐喊。　

　　時間：2010年6月29日10點50分　

　　地點：北京協和醫院麻醉科辦公室　

　　訪談人：郝新平（以下簡稱郝）　

　　被采訪人：羅愛倫（以下簡稱羅）　

　　綠色的手術衣、手術帽還未脫下，剛完成一台手術的羅愛倫教授精神矍鑠，除了從帽沿下露出的絲縷白發，絲毫看不出這是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　

　　羅教授剛剛去英國參加了一個疼痛會議回來，會中很多專題是關於疼痛姑息治療。在她的印象中，以前英國有很多艾滋病病人需要臨終疼痛治療。但這次令她非常奇怪的是，倫敦一家最早開展臨終關懷的醫院，居然沒有一個艾滋病病人！“你們還收不收這類病人？”她問道。回答說，收，不過現在艾滋病就類似像高血壓這樣的慢性病，可以用藥物治療。　

　　中國在開展“臨終關懷”等方麵和國外差距太大　

　　羅教授說：“這就是艾滋病病人臨終疼痛治療大為減少的原因。我國對晚期腫瘤病人的疼痛治療還很少，究其原因，是我們開展得還不夠多。和他們相比，我們在這方麵差距很大。我去的這家醫院負責治療整個倫敦東北西北地區癌症晚期疼痛，雖然床位不是很多，但做得很好，無論病人還是家屬都很滿意。中國雖然也有人從事臨終關懷，但重視程度遠遠不夠。這些問題也是我要在近日向有關部門提出的議案內容之一。”　

　　郝：據我所知，國外很多國家對“安樂死”立法也沒通過。　

　　羅：其實我在8年前就參與了有關“安樂死”一本書的起草。雖然我國目前對於“安樂死”的合法性也還有很大的爭議，但單就“安樂死”這個概念而言，我們和國外差距就很大。在中國很多病人就算是處於“植物人”，甚至還不如“植物人”的階段，家屬或者社會也不肯放棄對其的勉強維持，從而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有概念上的差距，關鍵就是對死亡的認識。隻有在認識上統一了、提高了，才談得上立法與否。我曾經向有關部門領導建議過，我們應該在這方麵多做一點普及和宣傳。所以聽到你們“生前預囑”這個議題我非常高興，這個工作很有必要。《中國醫學論壇報》曆來致力於把新的信息和技術介紹給國內，這次也應該堅持把“生前預囑”這個概念傳遞出來。　

　　讓病人“活得有質量、有尊嚴”是醫生的職責　

　　羅教授說：“我們就是要宣傳‘死亡並不可怕’，每個人都會麵臨這個曆程。怎麼個走法對下一代、對家庭甚至社會最好？這就是一個概念的問題，也是一個宣傳的問題，要讓大家認識到：生命走到終點的時候，要清醒但不要痛苦。作為醫生，有責任幫助這些臨終病人行使這個權利。”　

　　郝：作為麻醉學專家，您怎麼想到做起疼痛的工作了？　

　　羅：這就要提到吳階平教授了。那是1993年，一次會後，吳老對我說：“羅大夫啊，你是麻醉大夫，你的責任不單是在開刀的時候不讓他疼、不讓他有知覺，更重要的是保證病人的生活質量。”這是吳老曾有過的體會，也讓我感受很深。在這以後，我就想把我們的疼痛治療搞起來。　

　　我也對黃宇光教授，就是我們現在的麻醉科主任說，吳階平大夫的這個話很重要，我們要做這個工作，要使病人整個圍手術期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當然吳大夫提的是廣義的病人的生活質量，而這也是我們醫生的天職。這是我搞疼痛的出發點和原動力，也讓我對生活質量、對死亡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變。我現在年齡大了，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孫子、孫女，但我和我愛人講，我們不可能看到那麼遠那麼長，但是隻要我們死的時候沒有痛苦，就像吳階平教授說的，活著的時候有質量、有尊嚴就可以了。從這個方麵說，“生前預囑”是一件大好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要多做宣傳，在醫院、在報刊雜誌，要經常性地結合一些具體事例進行宣傳。　

　　郝：國外也開展了類似的工作嗎？　

　　羅：在英國，人們在能寫或能錄音時，都做了交給孩子，以後就按照寫的、錄音的去做。這些事他交代完了，自己也會感到很輕鬆。其實，怎麼使病人生活質量好，這不單單是醫生的事，更重要是家屬，我們應該怎麼教給他們做。當然英國的設施比較完備，臨終關懷醫院啊、很多義工啊，有一整套的社會程序和製度。極大部分的晚期腫瘤病人人生的最後階段都選擇在家裏，在家人的陪伴之下，而國內第一個想法是應該選擇去醫院，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會如此。當然這裏有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但關鍵是沒有人去做宣傳、普及教育的事情。現在你們提出“生前預囑”，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關注它，來從事這個工作。　

　　要積極正確地宣傳“生前預囑”的理念　

　　羅教授說：“社會上還有一種誤解，認為‘安樂死’會帶來器官買賣的問題。我就曾經和一些人就這個問題爭辯過。在我看來，我死了，我某一個好的器官能夠讓另外一個人生活質量好一些，為什麼就不可以！因此 ‘生前預囑’這個問題要宣傳，當然某些概念在國內根深蒂固，要改變會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羅教授認為，“生前預囑”這個理念要宣傳，要讓大家理解，尤其是醫務人員要盡心盡力去做，要“敢為天下先”。生前立個遺囑對社會、對家庭都是利大於弊。給自己和家庭一個遠景，做一個“預”的安排，這個人會比較安心地走。　

　　郝：在中國推行“生前預囑”會是很漫長的事，它和人們長久以來的觀念是不同的。　

　　羅：醫務人員首先要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做起來。你說得對，是很難，是要走很長的路。但是有了起頭就是好事。團結有識之士來做這件事是很有必要的。你們新聞界把這個事提出來就是好事。醫療界都應該支持這件事。　

　　郝：您在做麻醉工作中遇到病人或家屬提出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嗎？　

　　羅：當然遇到過。尤其是涉及“安樂死”類似的話題，盡管很少，但還是有這種自發的現象，尤其是一些飽受痛苦折磨的病人本人。但無論如何，對於我們醫務人員來說，“治病救人，愛護生命”永遠都是第一位的，“安樂死”的指征應該嚴格掌握，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畢竟生命是這世界上最為寶貴的東西。　

　　從另一個角度講，就如吳階平大夫告訴我的要重視生活質量，因此也要求我們實事求是，能治好的要盡全力去治好；肯定不能治好的，拖著耗著，隻能給病人、家庭帶來痛苦，給社會帶來負擔。尤其是現在醫療費用這麼高，給很多家庭帶來的經濟壓力可想而知。當然我們還是要反複強調，從醫生角度出發，隻要有一線可能，我們就要盡全力去挽救生命，盡醫生最大的職責。　

　　郝：對於已經沒有辦法治好，病人很痛苦、生活質量很差，生命為時不多的，你會做家屬什麼樣的工作？　

　　羅：前段時間南京一位結腸癌術後5年的病人來我這裏求診，疼得撞牆不想活，別的醫生都認為是腫瘤轉移了。但根據我的檢查結果我認為不存在轉移，而是術後的神經病理性疼痛，用藥後效果也不錯，我告訴他有事情可以直接和我聯係。他的精神麵貌馬上就不一樣了。晚期腫瘤病人不一樣，他們的疼痛也非常痛苦，但必須要（對他們）說清楚最後的轉歸。如果病人病情沒有希望就要盡早跟家屬談，尤其要和病人本人談。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也許“生前預囑”就能開展起來。要有病人本人參與這個理念。我以前碰到過一個艾滋病病人，知道自己治不好了，他說：“維持我幾天，我要做完一個事情再走。”這就把這個事情（“生前預囑”）變成了一件好事。　

　　無可否認，要推動這個工作困難很大，我們要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積極爭取社會上更多支持，尤其是相關領導部門，這樣會對這個工作的開展有很大的幫助。我很願意和你們共同努力，去動員更多的人來加入到我們的行列，真正把“生前預囑”這項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