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預計到2050年，全球阿爾茨海默病(AD)的發病率將增加2倍，對患者個人、護理者、家庭和社會都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經濟負擔。對於主觀認知下降(SCD)人群，約有14%-27%會進展成為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和AD。

建立針對SCD的AD預測模型，對癡呆的早期幹預、延緩癡呆進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如何建立這樣的預測模型呢?這種SCD預測模型與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什麼關係呢?近日，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的韓瓔教授團隊進行了這種預測模型的研究設計，設計方案已發表於國際著名AD期刊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那麼，該研究是如何設計，又將怎樣實施?該方案有什麼新穎之處，對癡呆的早期幹預有什麼重大意義?“醫學界神經病學頻道”特邀通訊作者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韓瓔教授來為大家解讀。

中德聯合，嚴謹的設計方案，

旨在建立跨文化的SCD預測模型

根據2014年Jessen教授對SCD的定義，需同時具備以下兩點：①自我感覺與自己之前正常狀態相比，認知功能持續下降，並且與急性事件無關;②經過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校正後，認知功能客觀檢查正常，或者未達到輕度認知功能障礙(MCI)的診斷標準。

AD是不可逆轉的，發展到癡呆階段將無法治愈，然而該病卻是可以預防和治療的。因此，研究者逐漸將AD的診斷前移至MCI階段和臨床前期階段(尤其是在SCD階段)。

SCD通常會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在病理生理機製上也存在很大的異質性。盡管關於SCD的共識標準和指南已經被建立，但目前關於跨文化的多中心-大樣本的隊列研究仍舊缺乏，也沒有相關的“針對個人診斷或預後的標準化的跨文化預測模型”被建立，為了解決這一科學問題，韓瓔教授團隊開展了這項研究工作。

本項研究聯合中國與德國團隊，預計納入330名中國SCD和380名德國SCD分別組成SILCODE(中國隊列)和DELCODE(德國隊列)兩個研究隊列，患者自願接受澱粉樣蛋白-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Aβ-PET)後將參與者分為：Aβ(+)SCD患者和Aβ(-)SCD患者。並對兩個隊列進行多維比較，進一步建立針對中國和歐洲SCD人群的預測模型。

中國SCD vs德國SCD，有何不同?

研究團隊目前共招募到141名中國SCD和338名德國SCD。中國隊列中63名SCD患者進行了Aβ-PET，37位為SCD(-)和26位SCD(+);德國隊列中59名SCD患者進行了Aβ-PET，45位為SCD(-)和14位SCD(+)。

初步分析結果顯示：

1)與對照組相比，SCD患者在人口統計學信息、神經心理學測試和局部腦萎縮方麵均存在顯著差異。

2)在中國隊列中，SCD(-)與SCD(+)相比，載脂蛋白APOEε4具有顯著差異。

3)在德國隊列中，SCD(+)組的年齡顯著大於SCD(-)組;與SCD(-)組比較，SCD(+)組的語言和記憶功能也顯著降低。

4)在中國隊列中，SCD患者的腦灰質體積減少主要在：右側海馬及海馬旁、右側正中扣帶回、左後扣帶回、右側楔前葉等。而在德國隊列中，SCD(+)患者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的局部腦萎縮。

總而言之，韓瓔教授團隊進行的是一項針對中國和德國老年人，大型的、跨文化、縱向的研究。該研究基於臨床症狀學、血樣本、APOE、MRI數據，旨在建立一種針對SCD(+)老年人的跨文化診斷模型以及風險預測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