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武漢暴發流行以來，已在全國範圍內蔓延。截至截至2月23日24時，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現有確診病例49824例(其中重症病例9915例)，累計治愈出院病例24734例，累計死亡病例2592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7150例(湖北省訂正重複報告病例195例)，現有疑似病例3434例。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635531人，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97481人。那麼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研究，包括病原學、病理學、流行病學、診斷、治療及預防有進展有哪些呢?請隨梅斯小編一起來回顧一下吧：
病原學篇
【1】bioRxiv：從穿山甲中發現新冠相關冠狀病毒
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得出最新成果。當地時間2月18日，預印本網站bioRxiv(未經同行評議)發表論文“中國南方馬來穿山甲2019-nCoV相關冠狀病毒的鑒定”，通訊作者為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管軼教授、廣西醫科大學胡豔玲教授。
在此次這項最新研究中，管軼等人報告了在中國南部反走私行動中查獲的穿山甲(哺乳綱鱗甲目)中發現了2019-nCoV相關冠狀病毒。他們發現，穿山甲相關的冠狀病毒屬於2019-nCoV相關冠狀病毒的兩個亞型，其中一個的受體結合域與2019-nCoV非常接近。
作者們認為，研究發現的多種穿山甲冠狀病毒譜係及其與2019-nCoV的相似性表明，應該考慮將穿山甲視作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中間宿主，並應將其從菜市場上清除，以防止人畜共患傳播。
而此前的2月7日，華南農業大學、嶺南現代農業科學與技術廣東省實驗室沈永義教授、肖立華教授等科研人員聯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及廣州動物園科研部也公布了研究成果：穿山甲為新型冠狀病毒潛在中間宿主。
該團隊通過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組樣品，鎖定穿山甲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中間宿主;繼而通過分子生物學檢測，揭示穿山甲中β冠狀病毒的陽性率為70%;進一步對病毒進行分離鑒定，電鏡下觀察到典型的冠狀病毒顆粒結構;最後通過對病毒的基因組分析，發現分離的病毒株與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達99%。
不過，沈永義等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正式發表。
值得一提的，穿山甲是所有哺乳動物中非法販賣最為嚴重的，被用作食物來源，鱗片還被入藥。因此，穿山甲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關注，中華穿山甲等穿山甲物種現在已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為瀕危物種紅色名單上的極危物種。
【2】Lancet：2019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及流行病學特征
2019年12月下旬，中國武漢報告了因不明微生物引起的病毒性肺炎患者，隨後鑒定為新型冠狀病毒，暫定名為2019-nCoV。截至2020年1月26日，已確認感染病例2000餘例，其中大部分有武漢居住或旅遊史，並已確認可人傳人。
研究人員對9名住院患者的支氣管肺泡灌洗液樣本和培養分離物進行了下一代測序，其中8名患者去過華南海鮮市場。研究人員從樣本中獲得了2019-nCoV的完整和部分基因組序列，以確定病毒進化史，並幫助推斷其可能的起源。通過同源模建研究病毒可能的受體結合特性。
從9例患者中獲得的2019-nCoV基因組序列極為相似，同源性達到99.98%以上。2019-nCoV與2018年在中國東部舟山采集的兩種蝙蝠源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樣冠狀病毒(BAT-SL-CoVZC45和BAT-SL-CoVZXC21)密切相關(具有88%的同一性)，但與SARS-CoV(約79%)和MERS-CoV(約50%)存在較大差異。係統發育分析表明，2019-nCoV屬於β-冠狀病毒屬的Sarbecovirus亞屬，與最近的親緣種bat-SL-CoVZC45和bat-SL-covzcx21相比，分枝長度較長，在遺傳上與SARS-CoV不同。同源模型顯示，盡管部分關鍵殘基存在差異，但2019-nCoV具有與SARS-CoV具有相似的受體結合結構，。
2019-nCoV與SARS-CoV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種新型人感染β-冠狀病毒。雖然係統發育表明蝙蝠可能是該病毒的原始宿主，但在武漢海鮮市場出售的動物可能是其人群傳播的中間宿主。結構分析表明2019-nCoV可與人類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受體結合。這種病毒未來的進化、適應和傳播需進一步調查。
病理學篇
【3】Lancet子刊：首份新冠肺炎病理報告發布，類似SARS和MERS
由於此前幾乎沒有進行屍檢或活組織切片檢查，因此一直沒有新冠肺炎的病理報告。對於解剖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遺體的重要性，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叢斌此前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們對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學機製並不十分明確，對病人體內的免疫性炎症、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細胞缺氧或用氧障礙，係統性炎症反應綜合征(SIRS)和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症(MODS)的臨床診斷還缺乏形態學依據，這些都需要通過解剖才能知曉。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團隊通過在患者死後獲取組織樣本，研究了一名死於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理特征。
研究團隊申明，“本研究符合國家衛健委規定及《赫爾辛基宣言》。我們的發現將有助於理解新冠肺炎的發病機製，並改進針對該疾病的臨床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就完整的新冠肺炎患者遺體解剖，在法律政策允許並征得患者家屬同意後，第一例、第二例新冠肺炎逝者遺體解剖工作已於2月16日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完成。知名法醫病理學專家、湖北省司法鑒定協會會長劉良參會解剖工作。預計10天以內可以得出結論。
研究團隊從患者的肺、肝和心髒組織中取得樣本，組織學檢查顯示雙側彌漫性肺泡損傷，伴隨細胞纖維粘液樣滲出物。右肺顯示出明顯的肺細胞脫落和肺透明膜形成，表明患者患有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左肺組織顯示肺水腫和肺透明膜的形成，表明患有早期ARDS。在兩個肺中均可見到間質單核炎性細胞浸潤，以淋巴細胞為主。在患者肺泡內腔中鑒定出多核合胞細胞，由於細胞核變大造成非典型的肺細胞增大，細胞中存在兩親性粒狀細胞質和突出的核仁特征，表現出病毒性細胞病變。在核內或胞漿內沒有發現明顯的病毒包涵體。
研究團隊提到，新冠肺炎的病理特征與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患者出現的病理特征非常類似。
【4】Lancet：41名新冠肺炎患者，12%出現急性暴發性心肌炎!
2020年1月24日在線發表於《Lancet》上分析COVID-19感染者臨床表現的文章同樣佐證了該病毒感染可造成心肌損傷：研究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2日共41名確診COVID-19感染的41名住院患者的臨床症狀，認為常見症狀包括發熱、肌痛和疲勞，咳痰、頭痛、腹瀉以及肌痛次之。
在治療過程中所有患者均有胸部CT異常、有63%發生淋巴細胞減少、55%患者出現了呼吸困難、29%發生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值得注意的是：有12%的患者出現了急性心肌損傷。[注：在此研究心肌損傷定義為血清心肌標誌物(高敏肌鈣蛋白I)水平高於99%參考上限，或者在心電圖和超聲心動圖中出現新的異常]
近幾日，不少專家和臨床醫生在接受采訪時多次提到了“炎症風暴”概念。盡管COVID-19造成心肌損傷的確切病理生理機製尚未完全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炎症風暴是導致暴發性心肌炎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心肌因炎症風暴受累就會導致心肌收縮功能下降甚至停止，患者表現為低血壓和血流動力學不穩定，嚴重者甚至進展為多器官功能衰竭狀態進而死亡。
麵對炎症風暴，早期幹預可以為患者爭取更多時間，但如何才能做到早期識別?盡管對COVID-19感染所致的心肌損傷認識尚淺，但既往對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診療經驗依然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
此前，阜外醫院唐熠達教授團隊通過總結分析該院心內科收治的169例成人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資料後發現：在對成人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進行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心電圖QRS間期延長、入院時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升高、低遊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及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降低均提示患者有可能出現極其危險的重症心肌炎。
同時，Chacko等人對2009年H1N1所致心肌損傷需入ICU的患者進行分析後認為CK-MB升高可能與骨骼肌受累相關，而肌鈣蛋白I的心肌特異性和敏感性更好，因此觀察肌鈣蛋白I的變化對心肌損傷評估意義更更大。
預判後該如何處理?
對於可能或已經出現急性重症心肌炎的患者，臨床上需給予積極的生命支持，包括機械通氣以及體外膜肺氧合(ECMO)在內的循環支持並關注生命體征變化。針對心肌損傷可能出現的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對症予以抗心力衰竭及抗心律失常治療。
在病因治療方麵，由於COVID-19尚無確切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暫時並無很好的處理辦法，僅建議以支持治療替代。糖皮質激素及免疫抑製劑治療尚無證據，並不建議貿然采取。
若臨床判斷需要采用可參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另外，曲美他嗪等心肌營養藥物也可能有一定療效。
【5】NEJM：新冠發病早期上呼吸道病毒載量更高，傳播相比非典更像流感
2月19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刊發了來自廣東省疾控中心、珠海市疾控中心、中山大學第五附屬醫院、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的通訊文章，顯示新冠肺炎患者在發病早期其上呼吸道的病毒載量更高，隨著時間的推移病毒載量開始降低。該發現對新冠肺炎的疾控有著重大意義。
作者們認為，新冠病毒載量的表現與2003年在中國暴發的SARS有很大的不同。在發病的早期，SARS患者呼吸道的病毒載量是中度的。在症狀發作後約10天時，患者的SARS病毒載量才達到峰值。這意味著SARS病毒主要是在患者發病幾天後才開始傳播的。
研究人員在廣東珠海的18例患者(9例男性和9例女性，中位年齡59歲;範圍26至76)中監測了上呼吸道樣本有新冠病毒載量，其中包括兩個家庭中的4例繼發性感染(其中1人從未出現症狀，下文中的“患者Z”)。無症狀患者之所以被發現，是他與已知病例的密切接觸，因此受到監視。
研究人員總共分析了72個鼻拭子(從中鼻甲和鼻咽采樣)(圖1A)和72個咽拭子(圖1B)，每位患者獲得1到9個連續樣本。
從2020年1月7日至1月26日，共有14名剛從武漢返回珠海並發燒(≥37.3°C)的患者被診斷為新冠肺炎。診斷方法是逆轉錄酶-聚合酶鏈反應(RT-PCR)測定，該方法由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開發，樣品在廣東省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檢測。
在這14例輸入病例中，有13例CT顯示肺炎表現。症狀發作前14天內，這些人都沒有去過武漢的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患者E、I和P需要入住重症監護(ICU)病房，而其他患者則是輕度至中度症狀。
患者I和患者P是密切接觸患者E後，被檢測到繼發感染的。患者E在武漢工作，於1月17日回珠海探望了他的妻子(患者L)、母親(患者D)和朋友(患者Z)。患者L和患者D分別於1月20日和1月23日在其鼻和咽拭子中檢測到病毒RNA，他們都在出現症狀後不久確診。
患者Z，未報告臨床症狀，但在接觸E後第7、10和11天，他的鼻拭子(循環閾值[Ct]值為22至28)和咽喉拭子(Ct值為30至32)呈陽性。2月6日獲得的患者Z的CT也不明顯。
另外，患者I和患者P住在武漢，1月11日去珠海探望了他們的女兒(患者H)，並於當天首次出現症狀。1月17日，患者H發燒，症狀發作後第1天在鼻和咽拭子中檢測到病毒RNA。
研究團隊分析了從17例有症狀患者獲得的鼻拭子和咽拭子中的病毒載量與症狀發作日的關係(圖1C)。症狀發作後不久就檢測到較高的病毒載量(與Ct值成反比)，且鼻子中的病毒載量高於喉嚨。
研究團隊認為，這項分析表明，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其病毒核酸排毒規律與流感患者相似，但與SARS患者不同。另外，在無症狀患者中檢測到的病毒載量與有症狀患者相似，這表明無症狀或輕度症狀患者具有傳播潛力。
A組顯示了在從14例輸入病例和3例繼發病例的鼻拭子中檢測到的Orf1b在逆轉錄酶-聚合酶鏈反應(RT-PCR)分析上的循環閾值(Ct)值。
B組顯示咽拭子的Ct值。
Z患者沒有臨床症狀，未包括在圖中。患有嚴重疾病(E，I和P患者)的輸入性病例的患者標記為紅色，患有輕度至中度疾病的輸入性病例的患者標記為黑色，而繼發病例(D，H，和L)用藍色標記。
與輕度至中度輸入性病例相比，使用線性混合效應模型測試重症患者鼻和咽拭子的Ct值，這允許患者內相關性和Ct變化的時間趨勢。從重症患者獲得的鼻拭子和咽拭子的平均Ct值分別比輕至中度病例的拭子中的棉簽值低2.8(95%置信區間[CI]，-2.4至8.0)和2.5(95%CI，-0.8至5.7)。
C組顯示了症狀發作後第二天，在RT-PCR測定中14例輸入病例和3例繼發病例中Orf1b的總Ct值。Ct值與病毒RNA拷貝數成反比，Ct值30.76、27.67、24.56和21.48對應於每毫升1.5×104、1.5×105、1.5×106和1.5×107拷貝。陰性樣品的Ct為40，這是檢測極限。
研究團隊最後強調，他們的這些發現與此前有關傳播可在感染早期發生的報告一致，並表明病例檢測和隔離策略可能需要區別於控製SARS所需的策略。新冠病毒載量與可培養病毒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還需要確定，而對口咽中症狀很少或沒有症狀但可檢測病毒RNA水平適中的患者至少持續5天的鑒定表明，我們需要更好的數據來確定傳播動態並為我們的篩查實踐提供信息。
流行病學篇
【6】JAMA：無症狀攜帶者傳播COVID-19
2月21日，河南省人民醫院醫學影像科王梅雲等在JAMA在線發表一個家族性病例報告，該家族中1名無任何症狀、CT也完全正常、僅核酸檢測陽性且有武漢居住史的年輕女士，傳染了5人。這名無症狀攜帶者(患者1)為一位20歲的女士，居住在武漢，於2020年1月10日前往河南安陽，當日與2名親屬(患者2和3)接觸。
1月13日，這位年輕女士陪同5名親戚(患者2-6)前往安陽區醫院看望另一名住院的親戚。該醫院沒有報告新冠肺炎病例。自其親屬患病後，這位女士接受隔離觀察。
截至2月11日，其體溫一直沒有升高，也沒有發燒、胃腸道或呼吸道症狀，包括咳嗽和喉嚨痛。1月27日和1月31日，這位女士的胸部CT均正常。其C反應蛋白水平和淋巴細胞計數也正常。
1月26日，其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1月28日檢測陽性，但2月5日及2月8日兩次複查均陰性。
患者2-6都沒有去過武漢，也沒有與除這位年輕女士外其他去過武漢的人接觸過。其中有4名女士，年齡42~57歲。
患者2-5於1月23日至1月26日出現發燒和呼吸道症狀，在出現症狀的當天入院。這些患者在入院1天內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
患者6於1月17日發燒並出現喉嚨痛，並去當地診所進行治療。該診所也沒有報告過新冠病毒病例。其症狀在接下來幾天有所改善，但在1月24日症狀加重並入院，1月26日確診新冠肺炎。
作者指出，從該家族中事件的發生順序來看，新型冠狀病毒可由無症狀攜帶者傳播。
患者1的潛伏期長達19天，但處於目前的報道範圍內(此前鍾南山院士等報告0~24天)。
此前有報道稱，一名無症狀的10歲男孩新冠病毒檢測陽性，不過與該家族中這名無症狀攜帶者不同的是，其胸部CT異常。
研究者表示，如果有更多無症狀攜帶者傳播的報道，那麼說明預防新冠病毒感染的確具有挑戰性。無症狀攜帶者獲得並傳播新冠病毒的機製需要進一步研究。
【7】Lancet：99例新冠肺炎患者流行病及臨床特征研究
2019年12月，武漢發生了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相關的肺炎。近日研究人員對2019-nCoV肺炎的流行病學及臨床特征進行了進一步研究。
2020年1月1日-2020年1月20日，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經RT-PCR確診的2019-nCoV肺炎患者參與研究。對患者的流行病學、人口學、臨床和放射學特征及實驗室數據進行分析，臨床結果隨訪至2020年1月25日。
99名患者參與研究，其中49人(49%)存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患者平均年齡55.5歲，其中男性67人，女性32人。50人(51%)有基礎慢病史。患者的臨床特征包括發熱(82例)、咳嗽(81例)、呼吸急促(31例)、肌肉痛(11例)、精神錯亂(9例)、頭痛(8例)、喉嚨痛(5例)、流涕(4例)、胸痛(2例)、腹瀉(2例)以及惡心嘔吐(1例)。根據CT檢查，74例(75%)患者證實雙側肺炎、14例(14%)顯示多個斑點和毛玻璃狀、1例(1%)伴有氣胸。17(17%)患者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其中11(11%)患者在短時間內病情惡化，因多器官衰竭死亡。
研究發現，男性2019-nCoV感染患者比例較高，可導致嚴重甚至致命的呼吸窘迫綜合征，死亡患者的特征符合MuLBSTA模型。
【8】Hospital Infection:冠狀病毒可以在物體表麵存活多久?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潛伏期最長基本是在兩周左右。越來越多的人關心病毒在離開人體後在外環境中能存活多長時間。2月初的時候，廣州首次在確診患者的門把手上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
近日，一項發表在《Hospital Infection》上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參考。該研究表明，如果新冠狀病毒SARS-CoV-2與其家族成員有相似之處，那麼它可能會在無生命物體上存活一周以上。
根據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CDC)的說法，“目前還不清楚一個人是否可以通過接觸帶有病毒的物體表麵，然後觸摸自己的口、鼻或眼睛，從而感染病毒。”
該研究團隊表示，目前關於SARS-CoV-2病毒所知甚少，因此轉向其它冠狀病毒家族成員來尋找答案。
冠狀病毒是一大類可以感染人和動物的病毒，像果子狸、蝙蝠、竹鼠、獾等是冠狀病毒的常見宿主。動物冠狀病毒很少會感染人，如果病毒發生變異，就獲得了感染人的能力。
已知的人類冠狀病毒有七種，其中四種(229E、NL63、OC43和KHU1)很常見，會引起輕到中度的呼吸道感染，例如普通感冒;還可引起兒童中耳炎。這些疾病都可以通過休息和非處方藥治療來應對。另外三種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SARS以及現在的SARS-CoV-2會引起嚴重的症狀，甚至會奪去人的生命。
在這項研究中，德國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領導的研究團隊回顧了關於冠狀病毒家族中所有可用的人類和動物病毒文獻，涵蓋了22項研究。他們發現，人類病原體可以在物體表麵持續存在，並在室溫下保持傳染性長達9天。但在30℃以上的溫度下，持續時間較短。
當然，這是冠狀病毒壽命的上限。但研究人員表示，平均而言，這種病毒可以在鋁、木材、紙張、塑料和玻璃等多種材料上存活4至5天。一些動物冠狀病毒甚至可以存活超過28天。
研究第一作者、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醫院內科醫生Gunter Kampf說：“低溫和空氣濕度高會進一步延長它們的壽命。”
為了在總體上減少冠狀病毒的傳播，作者建議醫院用次氯酸鈉、過氧化氫或乙醇製成的各種溶液仔細消毒物體表麵，並表示世界衛生組織對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的建議非常有效。
這些研究結果原本是為將來的教科書所定製的，但在這種情況下，作者認為最好提前公開這項研究發現。他們認為該研究結果也可能擴展到SARS-CoV-2病毒。
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的病毒學家Eike Steinmann說：“對不同的冠狀病毒進行分析，結果都是相似的。”
然而，這項研究所分析的冠狀病毒中沒有SARS-CoV-2。該團隊表示他們沒有關於COVID-19患者接觸被汙染表麵後被傳染的數據。
該研究顯示，MERS不像其他冠狀病毒那樣容易在人際間傳播，但SARS的感染者打噴嚏或咳嗽時，傳播就會相當有效。如果黏液落在表麵，隨後就會汙染接觸的人，即使接觸是在初次暴露後幾天發生的。
考慮到SARS-CoV-2的威脅，出門戴口罩、勤洗手並確保公共區域消毒仍然是有效的防護措施。
【9】JAMA：武漢大學張誌將團隊揭示新冠病毒可能更易感染女嬰
2020年2月14日，武漢大學張誌將團隊在國際頂級醫學期刊JAMA雜誌在線發表題為：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Hospitalized Infants Under 1 Year of Age in China的研究論文。
該研究確定了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6日期間在中國診斷為COVID-19感染的所有住院嬰兒(年齡28天至1歲)。該研究鑒定了中國所有已確定感染的嬰兒，並描述了人口統計學，流行病學和臨床特征。
該研究發現，有9例嬰兒感染了COVID-19，表明嬰兒可以被COVID-19感染。9名嬰兒患者中有7名是女性。先前的研究發現，男性感染的百分比高於女性。這項研究也表明，女性嬰兒可能比男性嬰兒更容易感染COVID-19感染，但這一結論這需要進一步研究。
在這項回顧性研究中，研究人員確定了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6日期間在中國診斷為COVID-19感染的所有住院嬰兒。篩選中國政府每天發布的新COVID-19感染的摘要編號和地理位置，以識別嬰兒(年齡28天至1歲)。
然後檢索由當地衛生部門匿名發布的人口統計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和地理位置，並與當地醫院和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聯係以獲取人口統計數據，家庭聚類(≥1個感染的家庭成員居住在嬰兒)，與武漢的聯係(感染發生前2周內在武漢居住或來訪或與武漢來訪者接觸)，臨床特征(入院症狀，入院和診斷日期)，治療(重症監護病房或機械通氣) )，預後(任何嚴重的並發症，包括死亡)和出院日期。住院期間收集鼻咽拭子。根據推薦方案，使用實時聚合酶鏈反應測試檢測COVID-19。感染被定義為至少2個陽性測試結果。這項研究得到武漢大學健康科學學院機構審查委員會的批準。
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6日之間確定了9例感染嬰兒。所有患者均入院。七名患者是女性，最小的年齡為1個月，最大的年齡為11個月。北京有2名患者，海南有2名患者，廣東，安徽，上海，浙江和貴州各有1名患者。
有4例患者發燒，2例有輕度上呼吸道症狀，1例無症狀，入院至確診之間的時間為1至3天。所有9名嬰兒的家庭中至少有1名受感染的家庭成員，而嬰兒的感染發生在家庭成員感染之後。據報告有7名嬰兒生活在武漢或有家庭成員去過武漢，其中1名與武漢沒有直接聯係，1名沒有相關信息。9例嬰兒均無需重症監護或機械通氣或有任何嚴重並發症。
根據這項研究中使用的數據來源，有9例嬰兒感染了COVID-19，並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6日在中國住院。考慮到報告的感染數量，確定的感染嬰兒數量很少。然而，這項研究表明，嬰兒可以被COVID-19感染。COVID-19流行病的早期階段主要涉及15歲以上的成年人。所有受感染嬰兒均發生家庭聚類。應監測或評估已感染家庭成員的嬰兒，並應報告家庭聚類，以確保及時診斷。
9名嬰兒患者中有7名是女性。先前的研究發現，男性感染的百分比高於女性。女性嬰兒可能比男性嬰兒更容易感染COVID-19，這需要進一步研究。該研究受到樣本量小，僅納入住院嬰兒以及缺乏無症狀患者的限製。由於1歲以下的嬰兒不能戴口罩，因此需要采取特殊的防護措施。成人看護者應戴口罩，在與嬰兒密切接觸之前洗手，並定期對嬰兒的玩具和餐具進行消毒。
預後及治療篇
【10】Lancet Oncol：癌症患者感染新冠病毒預後較差
2月14日，廣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何建行課題組在《柳葉刀—腫瘤》上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癌症患者臨床特征的評論文章。
文章指出，癌症患者比沒有患癌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這是由於惡性腫瘤和抗癌治療(如化療或手術)使他們全身處於免疫抑製狀態。因此，癌症患者可能有較高的新冠肺炎患病風險，且預後較差。
據了解，該研究收集並分析了31個省區市中575家醫院的2007例病例。所有省市區病例均經實驗室確診為新冠肺炎而住院治療。研究組排除了缺乏既往病史記錄的417例患者。在入組的1590例新冠肺炎患者中，有18例有癌症病史，其中肺癌最為常見，共有5例。
在18例癌症新冠肺炎患者中，4例在過去一個月內接受了化療或手術治療，12例是一期切除術後常規隨訪的癌症幸存者，還有兩例不清楚治療狀況。
在1590例新冠肺炎患者中，18例(1%)具有癌症病史，高於中國總體人群的一般癌症發病率(0.29%，來源於2015年癌症流行病學統計數據)。
16例患者(另外2名治療狀態不詳)中的4例(25%)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接受過化療或手術治療，另外12名(75%)為癌症幸存者，在初次手術後規律隨訪。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癌症類型(5/18例，28%)。
與沒有癌症的患者相比，有癌症病史的患者年齡偏高(中位63.1歲vs 48.7歲)，具有吸煙史的比例偏高(22% vs 7%)，氣促更明顯(47% vs 23%)，基線CT具有嚴重表現的比例更高(84% vs 71%)。而性別，其他基線症狀，其他合並症和X線的嚴重程度無明顯差別。
但最重要的是，癌症患者比無癌症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嚴重事件風險(嚴重事件是一個複合終點，定義為進入ICU需要有創機械通氣或死亡的比例)，兩者分別是39%和8%(P = 0.0003)。當重症終點同時納入上述客觀事件和醫生臨床判斷時，也觀察到類似的升高趨勢(50.0% vs. 15.6%，P=0.0008)。
與沒有接受化療或手術的患者相比，在過去一個月內接受過化療或手術的患者(6/14，42.9%)臨床嚴重事件的風險更高(75% vs 43%)。
調整年齡，吸煙史和其他合並症等風險因素後進一步證實了更高風險(OR 5.34，P = 0.0026)。癌症史是嚴重事件的最高風險因素。在癌症患者中，高齡是嚴重事件的唯一風險因素(OR 1.43，P = 0.072)。肺癌患者發生嚴重事件的風險並不高於其他腫瘤患者(20% vs 62%)。
使用Cox回歸模型評估時間依賴性嚴重事件的發生風險，發現和無癌症的患者相比，癌症患者疾病惡化更迅速(中位嚴重事件發生時間，13天vs 43天，P<0.0001;HR 3.56)。
研究人員建議，對於穩定型癌症，應考慮在疫情地區推遲輔助化療或擇期手術;加強對癌症患者和癌症幸存者的個人保護;當癌症患者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尤其是老年患者或其他合並症患者，應加強監測或治療。
【11】lancet:使用二甲雙胍等藥物的“宿主導向療法”也許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的新方向
2月5日，《柳葉刀》上發表的通訊指出，采用“宿主導向療法”(Host-Directed Therapy，HDT)，利用二甲雙胍、格列酮類、阿托伐他汀等已上市且安全性良好的藥物進行輔助治療，或能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在通訊的開始，作者指出目前已發現的3種冠狀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冠狀病毒和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會誘導機體發生異常免疫應答，造成嚴重肺損傷，如影像學出現特征性毛玻璃樣改變，一些患者會繼發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啟動機體細胞炎症因子風暴，導致死亡。目前尚沒有特異的抗病毒治療，主要靠對症支持，ICU內重症患者使用多器官支持療法。
而與此同時，特效藥的研發和臨床驗證尚需時日。被寄予厚望的翻譯成“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韋(Remdesivir)，是一種RNA聚合酶抑製劑，其實並不是專門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而是廣譜的抗病毒藥物。它目前已經積極啟動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中的臨床研究，按照目前的進度，完成臨床Ⅲ期試驗至少需要等到3月份，進行數據統計拿到研究報告還會更晚，也就是說短期之內還不能明確該藥物是否是此次肺炎疫情的特效藥。而疫苗也一樣，早在疫情爆發之初，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就認為，最少需要3~4個月的時間，研發的疫苗才能開展初步的人體試驗。
因此，對目前前線的治療來說，挖掘和利用現有藥物的潛力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個方向。一係列已知藥物在藥物機製研究上觀察到的HDT正式進入了大家的視野。
那麼，HDT療法到底指的是什麼?跟目前說的生物免疫治療有什麼關係?
從定義上講，HDT是對抗感染性疾病時，不通過直接抗感染起效的各種治療方法，而達到“幹預病原體感染和定植的機製，激活人體自身保護性的免疫反應，抑製過強的炎症反應，讓機體維持平衡的狀態”，機製上類似生物免疫治療。
這篇通訊中還提到，大量藥物被證實有HDT治療效果，如二甲雙胍、格列酮類、貝特類、沙坦類藥物和阿托伐他汀，以及營養補充劑和生物製劑，有望調節免疫功能、改善ARDS。此外，有著抗病毒潛力，或許能和現有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的，還包括鋅和其他含金屬化合物。這些藥物可以單用，也可以跟環孢菌素、幹擾素、瑞德西韋以及單克隆抗體如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托珠單抗(Tocilizumab)聯用。最後一批被點名的則是細胞療法，比如利用間充質幹細胞抑製炎症，定向分離和擴增患者體內專門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T細胞等。
不可否認，在抗疫治療的一線，HDT會是行之有效的一個手段，而排在首位的二甲雙胍近年來在抗炎及抗感染機製研究方麵更是令人振奮。越來越多的動物研究及人體臨床試驗[3]顯示，二甲雙胍具有抑製免疫應答的作用。其機製主要是通過在免疫細胞中激活AMPK通路並抑製下遊mTORC1及降低線粒體氧化應激ROS產生等方式，最終可抑製多種免疫細胞的活性，如阻止單核細胞向巨噬細胞分化並限製活化了的巨噬細胞的促炎能力，促進T細胞向調節/記憶T細胞轉換，降低中性粒細胞的遷移等。而發表在Diabetes/Metabolism Research and Reviews雜誌的文章係統總結了近年來二甲雙胍作為“抗生素”使用的臨床和基礎實驗證據。例如，4項臨床研究(1項前瞻性研究，3項回顧性研究)發現，二甲雙胍的使用可使肺結核患者的臨床預後顯著改善。動物實驗結果顯示，二甲雙胍可以提高枯氏錐體蟲病感染小鼠的存活率。體外細胞實驗的一些結果表明，二甲雙胍可以有效抑製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杆菌、乙型肝炎病毒、旋毛形線蟲等的活性。而且，越來越多的文獻已經報道了二甲雙胍在膿毒血症方麵的特殊價值。二甲雙胍在將來有望成為多種感染性疾病的輔助治療新策略。
【12】J Thromb Haemost：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患者的凝血參數異常與預後不良有關
最近在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中，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NCP)病例凝血參數明顯異常是令人關注的問題。
近日，血栓和凝血疾病權威雜誌Journal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上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研究人員旨在描述NCP患者的凝血功能。研究人員回顧性地分析了同濟醫院183例確診NCP患者的常規凝血結果及結局。
NCP患者的總體死亡率為11.5%，與幸存者相比，非幸存者入院時有更高的D-二聚體和纖維蛋白降解產物(FDP)水平，更長的凝血酶原時間和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時間(P<0.05)。71.4%的非幸存者和0.6%的幸存者在住院期間符合彌散性血管內凝血的標準。
該研究的結果表明，異常凝血結果，尤其是D-二聚體和FDP明顯升高，在NCP死亡病例中很常見。
【13】Lancet：糖皮質激素在新冠肺炎中的應用
在Clark Russell等撰寫的文章中，提及的研究多為觀察性研究。在臨床實踐中，醫生傾向於對很多危重病人使用激素。因此，觀察性研究中存在的選擇偏倚和混雜因素可能導致了研究中觀察到激素治療組的死亡率增加。雖然研究中對混雜因素進行了調整，但也不應做出結論性的推斷。
此外，對文中提到的SARS使用激素治療的係統綜述[2]的解讀也提出一些疑問。作者Clark等指出“有四項研究提供了明確的數據，均表明激素治療存在危害”。然而，這四項研究並沒有明確的證據，隻是顯示可能存在危害(possible harm)的證據，而其他25項研究的結論也是不確定的，該係統綜述的原作者也認為由這些數據得出激素治療存在危害的證據並不明確，並且由於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無法作出任何推薦。不確定的臨床證據不應成為新冠肺炎患者放棄使用激素的理由。
此外，有研究支持在冠狀病毒感染患者中可以使用低到中等劑量的激素治療。例如，在一項對401例SARS患者進行的回顧性研究[3]中，發現合理地使用激素可降低危重症SARS患者的死亡率，縮短住院時間，且不會引起繼發感染和其他並發症。
其他與病毒相關的呼吸道疾病，如流感相關肺炎，也進行了一些研究。例如，在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中[4]，從中國407個醫院中入組了2141例甲型流感(H1N1)pdm09病毒性肺炎病例，低至中等劑量的糖皮質激素(25-150 mg /天甲潑尼龍或同等劑量)可降低氧合指數低於300 mmHg患者的死亡率。此外，一項係統綜述[5]表明糖皮質激素可降低重症社區獲得性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和減少機械通氣的需求。
由於現有證據的方法學存在局限性，激素治療仍然存在爭議。我們承認大劑量激素對新冠肺炎的治療具有潛在風險，如繼發性感染、長期並發症和延遲病毒清除時間。然而，在危重病人中，嚴重的炎症反應和細胞因子相關的肺損傷可能會導致快速進展性肺炎的發生。
由於缺乏明確的證據但又有迫切的臨床需求，中國胸科學會(Chinese Thoracic Society)的專家們就此製定了一份專家共識聲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糖皮質激素使用的建議》[6]。專家組所有成員均參與過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療。專家共識聲明是基於現有已發表的文獻和專家小組成員的相關研究，通過電子郵件和在線會議將這些建議彙總到了一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糖皮質激素使用的建議
作者：趙建平胡軼杜榮輝程真順金陽周敏張靜瞿介明曹彬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2020，43(00)：E007-E007. DOI：10.3760/cma.j.issn.1001-0939.2020.0007
1.原則
(1)慎用糖皮質激素，嚴禁使用糖皮質激素退熱。
(2)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前因自身免疫病、腎病綜合征、支氣管哮喘等基礎病已經規律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患者，經專科會診後可繼續使用。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劑量應該結合患者基礎病和感染嚴重程度個體化使用。
(3)對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前因各種原因(如睡眠呼吸障礙、慢性肺動脈高壓、間質性肺疾病、塵肺等)已經存在低氧血症，糖皮質激素適應證掌握應該更加嚴格。
2.適應證(以下4個條件需同時具備)：
(1)成人(年齡≥18歲);
(2)經過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或血清抗體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
(3)症狀(包括發熱、咳嗽或其他相關感染症狀)發生10 d以內，影像學證實為肺炎且快速進展;
(4)靜息未吸氧狀態下，患者血氧飽和度(SPO2)≤93%或呼吸急促(呼吸頻率≥30次/min)或氧合指數≤300 mmHg。
3.以下情況慎用：
(1)糖尿病患者，正在接受口服藥物或胰島素治療;
(2)已知的甲潑尼龍、氫化可的鬆、地塞米鬆或其他賦形劑過敏;
(3)難治性高血壓;
(4)癲癇或譫妄狀態;
(5)青光眼;
(6)已知的近3個月內活動性消化道出血;
(7)已知的難以糾正的低鉀血症;
(8)已知繼發細菌或真菌感染;
(9)已知的免疫抑製狀態(如化療、放療或術後1個月內，HIV感染);
(10)嚴重淋巴細胞減低(外周血淋巴細胞絕對值<300/μl)。
4.用法、用量和療程：
(1)體重<80 kg：第1天，甲潑尼龍20 mg/次，2次/d;第2天，如體溫<38℃，甲潑尼龍20 mg/次，2次/d，維持6 d;期間任何一天體溫≥38℃，當天劑量可增加至40 mg/次，2次/d。
(2)體重≥80 kg：第1天，甲潑尼龍40 mg/次，2次/d;第2天，如體溫<38℃，甲潑尼龍40 mg/次，2次/d，維持6 d;期間任何一天體溫≥38℃，當天劑量可增加至60~80 mg/次，2次/d。
給藥方式：醫師可根據病情酌情考慮，建議靜脈點滴為主。若病情允許，可逐漸過渡為口服。
激素治療是一把雙刃劍。基於上述專家共識，我們反對廣泛使用糖皮質激素，建議對患有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謹慎使用低至中等劑量的短期糖皮質激素治療。現有的證據並不明確，係統綜述和Meta分析的結論也並不一致。因此，未來有必要進行精心設計的隨機對照試驗，為推薦治療方案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14】Nat Rev Drug Dis：新冠病毒治療方案
2月10日，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發表了題為“Therapeutic options for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的評論文章，討論了利用現有抗病毒藥物治療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潛力。
文章稱，有望用於控製或預防2019-nCoV新發感染的幾種方法包括疫苗、單克隆抗體、基於寡核苷酸的療法、多肽、幹擾素療法和小分子藥物。由於開發新療法可能需要數月至數年，因此，從“老藥”中尋找潛力藥物是重要策略。
在該文章中，作者們基於SARS和MERS(由另外兩種人類冠狀病毒引發的感染)的治療經驗，重點討論了重新利用已被批準用於治療HI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和流感的現有抗病毒藥物。
一、2019-nCoV的特征
2019-nCoV是一種有包膜的單鏈RNAβ冠狀病毒。與SARS和MERS類似，2019-nCoV基因組編碼非結構蛋白、結構蛋白以及輔助蛋白。其中，非結構蛋白包括3-胰凝乳蛋白酶樣蛋白酶(3-chymotrypsin-like protease)，木瓜蛋白酶樣蛋白酶(papain-likeprotease)、解旋酶(helicase)和RNA依賴性RNA聚合酶(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這4種非結構蛋白是病毒生命周期中的關鍵酶。
結構蛋白包括刺突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在病毒進入細胞過程中，刺突糖蛋白對病毒與細胞受體相互作用必不可少。
上述5種蛋白被認為是開發SARS和MERS2抗病毒藥物有吸引力的靶點。
對2019-nCoV基因組序列和蛋白結構的初步分析表明，考慮將現有的MERS和SARS抑製劑用於2019-nCoV是合理的。
2019-nCoV的潛在候選藥物
文中，作者們重點討論了一些已被批準的藥物以及已經進入臨床試驗的藥物。
1.病毒靶向藥物
核苷類似物
已被批準的核苷類似物(favipiravir和ribavirin)和實驗性核苷類似物(remdesivir和galidesivir)可能具有對抗2019-nCoV的潛力。核苷類似物是腺嘌呤或鳥嘌呤衍生物，靶向RNA依賴性RNA聚合酶，可阻斷大量RNA病毒的RNA合成，包括人類冠狀病毒。
Favipiravir (T-705)是一種被批準用於流感治療的鳥嘌呤類似物，先前已被證明能夠有效抑製一係列RNA病毒(如流感、埃博拉、黃熱病、基孔肯雅熱、諾瓦克病毒和腸道病毒)的RNA依賴性RNA聚合酶，最近的一項研究也報道了Favipiravir對抗2019-nCoV的活性[1]。兩項隨機試驗(ChiCTR2000029600和ChiCTR2000029544)正在招募2019-nCoV感染患者，評估favipiravir聯合幹擾素-α，以及favipiravir聯合baloxavir marboxil(一種流感抑製劑)的有效性。
Ribavirin是一種經批準用於治療HCV和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鳥嘌呤衍生物，已在SARS和MERS患者中進行了評估，但其副作用(如貧血)在高劑量時可能會很嚴重。它是否對2019-nCoV具有足夠的效力還不確定。
Remdesivir(GS-5734)是一種腺嘌呤衍生物的前藥，在細胞培養和動物模型中對RNA病毒(如MERS和SARS)具有廣譜活性，並已在埃博拉臨床試驗中進行了測試。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證實，remdesivir可在體外抑製2019-nCoV [1];此外，有報道稱，一例美國2019-nCoV感染者在靜脈注射remdesivir後得以恢複。兩項III期試驗(NCT04252664和NCT04257656)已經在2月初啟動，評估在2019-nCoV感染者中靜脈注射remdesivir(第1天200 mg，之後9天每天100 mg)。試驗預計完成日期為2020年4月。
Galidesivir(BCX4430)是一種腺苷類似物，最初為HCV開發，目前正在進行早期臨床研究，評估其在健康受試者中的安全性和對黃熱病的療效。臨床前研究中顯示了Galidesivir對許多RNA病毒的抗病毒活性，包括SARS和MERS。
蛋白酶抑製劑
被批準的蛋白酶抑製劑(包括disulfiram、lopinavir和ritonavir)也被報道對SARS和MERS具有活性。
Disulfiram是一種被批準用於治療酒精依賴性的藥物，已被報道在細胞培養實驗中可抑製MERS和SARS的木瓜蛋白酶樣蛋白酶(文末表1)，但目前缺乏臨床證據。
在2019-nCoV感染者中檢測HIV蛋白酶抑製劑lopinavir/ritonavir的臨床試驗(如ChiCTR2000029539)已經啟動。Lopinavir/ritonavir最初被假設抑製SARS和MERS的3-胰凝乳蛋白酶樣蛋白酶，似乎在非隨機開放標簽臨床試驗中與改善SARS患者的臨床結果相關。然而，HIV蛋白酶抑製劑是否能有效抑製2019-nCoV的3-胰凝乳蛋白酶樣蛋白酶和木瓜蛋白酶樣蛋白酶尚存在爭議。因為，HIV蛋白酶屬於天冬氨酸蛋白酶家族，而新型冠狀病毒蛋白酶屬於半胱氨酸蛋白酶家族。此外，HIV蛋白酶抑製劑被特別優化以適應HIV蛋白酶二聚體催化位點的C2對稱性，但在冠狀病毒蛋白酶中沒有這種C2對稱性口袋。
刺突糖蛋白抑製劑
刺突糖蛋白也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靶點。Griffithsin是一種來源於紅藻的凝集素，能與多種病毒糖蛋白(包括HIV糖蛋白120和SARS-CoV刺突糖蛋白)表麵的寡糖結合。作為預防HIV的凝膠或灌腸劑，Griffithsin已在I期臨床試驗中進行了測試，但對於2019-nCoV的治療或預防，刺突糖蛋白抑製劑的效力和遞送途徑需要被重新評估。
2.宿主靶向藥物
已批準用於治療HBV和HCV的聚乙二醇化幹擾素α-2a和2b可用於刺激2019-nCoV感染者的先天性抗病毒反應。涉及幹擾素的試驗(ChiCTR2000029387)已啟動，如測試被批準治療HCV的聚乙二醇化幹擾素+Ribavirin組合療法。不過，目前尚不清楚聚乙二醇化幹擾素和核苷化合物是否能協同作用於2019-nCoV。由於皮下注射幹擾素治療有多種不良反應，應密切監測其療效，必要時可能要減少劑量或中止治療。
經批準用於其他人類疾病的小分子藥物可能會調節2019-nCoV的病毒-宿主相互作用。一種被批準的免疫調節劑chloroquine對2019-nCoV具有抑製作用，目前正在一項開放標簽臨床試驗(ChiCTR2000029609)中進行評估。被批準用於腹瀉治療的Nitazoxanide也能在體外抑製2019-nCoV，該藥的抗病毒效果需要在臨床研究中進一步進行評估。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在過去50年中，許多人嚐試開發針對宿主的小分子以對抗病毒感染，但隻有maraviroc獲得了FDA批準，用於治療HIV。
更多希望
快速確定針對2019-nCoV的有效幹預措施是一項重大挑戰。由於安全性已知，且在一些研究中顯示出對抗其它相近冠狀病毒的活性，重新利用現有的抗病毒藥物可能是應對2019-nCoV一個潛在的重要短期策略。除了前文的討論，一些其它試驗也在計劃中，測試針對2019-nCoV的多種治療選擇，如umifenovir、oseltamivir和ASC09F(文末表1)。此外，超過50個現有的MERS和/或SARS抑製劑，如galidesivir、蛋白酶抑製劑GC813和化合物3K、解旋酶抑製劑SSYA10-001以及核苷類似物pyrazofurin(文末表1)可被篩選對抗2019-nCoV。不過，現有的MERS和/或SARS抑製劑被報道的EC50和IC50值大多在微摩爾範圍內，在這些藥物準備用於臨床評估之前，可能需要進一步優化其對2019-nCoV的活性。
最後，附上該文章提供的抗人類冠狀病毒的抗病毒化合物清單(共65個，文末表1)。除前文討論的已被批準以及正在開展臨床研究的藥物外，還包括可被考慮用於篩選2019-nCoV最佳抗病毒藥物的臨床前化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