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見萬氏兄弟是在武昌區法院門口，那天，法院通知他們去取一個通知，完事之後，我們和他們一起去萬潤平在漢口租住的住房。萬潤平租住漢口的老城區，平日在武漢做木工，他住的房子陰冷而昏暗。我們的采訪，就選在了他租住的房子門前。

采訪進行了將近三個小時，采訪過程中，萬潤平的弟弟萬東平一直拿著手機，將我們的采訪全程錄了下來。這種情景我們過去也遇到過，但多數都是在采訪企業或者政府部門的時候。像這種普通的當事人全程錄製我們采訪的，還是第一次。

萬潤平兄弟非常配合我們的采訪，每次見麵都倒茶遞煙，反複要請我們吃飯。但我知道，他們並不太信任我們。他們將我采訪的過程全程錄下來是為了留下證據，萬一我的節目沒有支持他們的結論，他們會從我的采訪內容中尋找我這麼做的動機。

其實不光我們，在過去三年時間裏，萬氏兄弟為了尋找自己丟失的右腎，和湖北省人民醫院，法院，司法鑒定所等多個部門打過交道。他們對所有這些單位，都流露出深深的不信任感。萬潤平丟失的右腎之所以難以找到，更深的原因在於，醫患之間，甚至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早就消失了。

這個新聞其實調查的難度並不大。萬潤平在2010年9月19日晚在湖北省人民醫院做了手術，手術前的當天做了一次CT，手術後的9月30日又做了一次，兩次CT的結果均顯示，右腎是存在的。這份9月30日的CT，也成了法醫鑒定最重要的證據。給萬潤平做司法 鑒定的明鑒法醫檢定所，是在九家符合資質的鑒定機構中抽簽產生的。他們的鑒定結論是：第一，萬潤平的右腎沒有在手術中被割除;二，萬潤平自從2010年9月19日之後，沒有再做過外科手術。

給本案做司法鑒定的徐法醫退休前是湖北省高院的法醫，他解釋自己的鑒定結論時說，“不管後來萬潤平做過多少次檢查，也不管這些檢查的結果如何，隻要沒有推翻9月30日的CT檢查結果的證據，就不能證明萬潤平的腎在手術中被偷割了。”但萬潤平兄弟提出，9月30日的CT是院方偽造的，萬潤平在9月30日那天並沒有做過CT檢查。我們查找了萬潤平的原始病例，9月30日的CT檢查，醫囑，檢查結果以及根據這份檢查在其後幾天的診斷結果都很完整，看不出偽造的痕跡。我們又專程去了湖北省人民醫院的檔案室，調取了萬潤平9月30日CT的原始數據。這些原始數據前後都有特定的編碼，而且刻錄到光盤後，都是不可更改的。與此同時，我們將萬潤平9月19日的CT和30日的CT進行了對比，其受傷的部位和骨折的位置也完全一致。這是與此事完全無關的北大人民醫院醫生閱片後的結論。

但是，這一切，萬潤平兄弟完全都不信。他們依然認為萬潤平的右腎是再手術中被偷割了。他們一遍一遍去各地的醫院去做檢查，每次檢查的結果都一樣，“右腎缺如”。但他們卻始終拿不出9月30日CT檢查造假的直接證據。

節目中的徐法醫是個性情中人，采訪完一定要和我們吃頓飯。飯桌上，徐法醫講起自己不久前鑒定的湖北省人民醫院的一個案例。一位醫生在給患者做骨瘤手術時，沒有做病理分析，想當然地認為是良性的，薄薄刮了一層就重新縫合起來。手術後，患者手術的部位非常疼，谘詢他，這位醫生說，這麼大手術能不疼麼?幾個月後，這位患者實在疼得受不了，到北京去檢查。結果發現，腿骨上的惡性腫瘤已經廣泛轉移，失去了治療價值。這位患者聽說後立即買票回家，想死在家裏，結果，就在回武漢的火車上，死了。徐法醫說，這位患者的遭遇太可憐了。可當時那位做手術的醫生，在聽證會上態度非常囂張，說他做骨瘤手術從來不做病理。最後，徐法醫給他確定了90%的責任。他說，我這麼大歲數了，怕什麼?司法鑒定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司法鑒定結果出來後，萬潤平兄弟非常不滿。他們像法院申請鑒定無效，要求重新鑒定，但是，這一要求沒有得到法院支持。這之後，他們到檢察院投訴了法院，說法院不作為。法院每次接待萬氏兄弟都非常小心，他們兄弟兩個的事情武昌區法院幾乎盡人皆知，他們希望萬氏兄弟能以侵權起訴，但萬氏兄弟卻一直堅持自己的腎被偷割了。

徐法醫私下和我們說，萬潤平兄弟雖然都屬於講道理的人，但是明顯有些軸。他在調查中發現，湖北省人民醫院雖然在手術中沒有偷割他的腎，但是，在救治過程中明顯存在過錯。萬潤平入院時即發現右腎挫傷，泌尿科的醫生兩次會診明確提出應該做增強CT，但是，在萬潤平住院的20天裏，主治醫生均沒有安排萬潤平做增強CT。

所謂增強CT，就是在做CT時給檢查者血管內注入造影劑，這樣，在CT片上，就會顯示腎髒內血管的狀況。萬潤平的右腎如果沒有被偷割的話，就隻有一種可能，就是腎髒在挫傷後導致血管內膜脫落，血運障礙，最終導致腎髒萎縮。如果在挫傷後及時發現，理論上還有可能保住這個腎，但可惜，由於沒有做增強CT，這一可能被忽視了。

令徐法醫無法理解的是，萬潤平當時申請鑒定的內容，隻有腎髒在手術中是否被割除，和手術後是否還做過手術兩項。由於司法鑒定隻能根據要求鑒定的內容下結論，徐法醫發現了這一切，也不能寫在鑒定報告裏。但徐法醫最後還是沒忍住，他把這些發現告訴了萬潤平兄弟。他說，萬氏兄弟可以在鑒定申請中增加對湖北省人民醫院的救治過程有無過錯的鑒定項，這樣他就可以把他的這些發現寫到鑒定結論中了。而隻要湖北省人民醫院在救治過程中存在過錯，萬潤平同樣能夠獲得賠償。但沒想到，萬氏兄弟拒絕了這一建議。

他們要的不是錢，是一個說法，符合自己期待的說法。

萬潤平兄弟認為，徐法醫的建議是在替醫院開脫，明明是自己的腎髒被偷走了，徐法醫卻想把這一嚴重的事件大事化小。

這讓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裏的那位秋菊，當自己的丈夫被村長踢了一腳，秋菊開始走上找尋說法的漫漫征途。雖然最終秋菊看似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但正如法學家蘇力所言，那個最終的“說法”，並不是秋菊想要的。現如今，萬潤平兄弟麵臨的是同樣的局麵，他們不計代價想要知道自己右腎去哪了，就我的了解，他們真的不是為了獲得賠償，就是想要一個說法，能說服自己的說法。麻煩的是，他們不僅不信任法院和司法鑒定機構，而且，隻有眼見才能為真。

這一切也不能說完全就是萬氏兄弟的錯，他們是普通的農民，沒有那麼多醫學知識。當年做手術時腎髒還在，唯一做過一次開腹手術，術後兩年右腎不見了。他們沒辦法相信，一個腎髒會萎縮到現代檢測手段看不到的程度。

說到底，現代司法的構建，和諧醫患關係的確立，都需要人和人之間有最起碼的信任，失去了信任，一個看似簡單的醫學問題，在現實中也是無解的。然而，我們之間的信任又是怎麼消失的呢?

在北大第三醫院采訪馬璐林主任主任時，他們病房恰好住進一位非常類似的患者。這位患者在滑雪中摔了一跤，送到他們醫院。醫院在給患者做過增強CT發現，患者腎髒的血管內膜脫落了，如果不處理的話，這顆腎髒最終一定萎縮，他們把這一結果第一時間告訴了患者的家屬。家屬問，如果想要保住這顆腎髒，有什麼辦法麼?馬主任說，有兩種治療方法，一是用導管想辦法把脫落的血管內膜捅開，但風險很高，有可能會導致大出血。二是做自體腎移植，就是把腎髒切下來，清除脫落下來的血管內膜之後，再把它接上去。無論哪種，風險都不小。我們采訪的時候，這位患者的家屬還在考慮中。馬主任說，多數家屬最後都會放棄治療，接受腎髒萎縮的現實。但是，因為醫院在治療中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充分告知了各種可能後果，即便最後患者的腎髒萎縮了，也不會來找醫院的麻煩。更不會四處去找自己“丟失”的腎髒。

節目沒播出之前，我和一位醫生朋友說起馬主任這個例子。他說，“誌安，這個例子當然湖北省人民醫院有處理失當的地方，但你有沒有想過，醫生們為了避免極小概率事情的出現，如果全都采用檢查排除的話，搞不好很多患者又要說他們被過度醫療了。”說到底，還是個相互信任問題。

節目的最後我再次采訪萬潤平，他說，他現在隻想開腹驗腎。如果打開腹腔發現自己的腎髒真的是萎縮了，還在，他願意承擔誣告的責任進監獄。屆時他隻有一個要求，就是讓他在監獄裏能夠繼續種樹。

那一刻，我內心是無盡的悵然和酸楚。而萬潤平的弟弟萬東平，一直在旁邊用手機認真地錄製我們的對話。

不知道他是否留心到，那一刻我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