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基因編輯賦予了神話成為現實的可能。

想想看，如果用基因手術改造人體細胞，阻斷病毒進入人體後的異化，並控製人體內部免疫係統的應激反應，這樣一來，白血病、HIV(艾滋病)、白化病、亨廷頓舞蹈症、鐮刀形紅細胞貧血症等一係列難以攻克的先天、後天疾病，都可以得到治愈的機會。事實上，基因手術已經取得了以上疾病的小範圍臨床成功。

推而廣之，既然它可以幫助人們獲得更健康的身體，那麼，我想變得更漂亮呢?雙眼皮、高鼻梁，或者，我想延緩衰老，永葆青春。我還想要聰明一點，智商、語言能力、分析能力、氣質等都要有大幅的提升。哦，還有我的孩子。能不能通過基因篩選，在先天上保證他們的優秀?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是個鋼琴家，所以先天設計時他的手指一定要足夠長，還有他的聽力敏感度也要上調。

但是，規劃設計好的新生兒，他們擁有獨立的生命和人格嗎?或許，他們隻是滿足家庭期待和社會需求的工具?千篇一律的所謂“優秀”個體，他們真的能承擔社會進化的職責嗎?如果有錢有權的家庭可以利用基因技術占據更多的競爭優勢，那麼，這將意味著人類社會的不公平進一步固化。

浙江大學教授、“文津圖書獎”獲得者王立銘，在《上帝的手術刀•基因編輯簡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以剝洋蔥的方式，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邏輯清晰地推進著發展的脈絡。亂花漸欲迷人眼，正在幽微無緒之時，突然間峰回路轉，天地開闊，我們體驗到了科學家們經曆過的那些困惑、激動、驚訝和狂喜。

由“達爾文的麻煩”開始，然後是孟德爾那幾顆不起眼的黃豆，曲徑通幽，殊途歸一，現代遺傳學揭開了序幕。懵懂混沌的原初研究時代，科學家想搞懂“什麼是遺傳物質”，20 世紀中期，隨著弗朗西斯•克裏克和詹姆斯•沃森有關雙螺旋的發現大致完成。在那之後，科學家們主要解決“怎樣做”，如何讓基因研究為人類所用?這是科學史上激動人心的篇章。這不僅是人類戰勝疾病的過程，也是商業資本的追逐，還有人性的較量。

在與病毒感染的鬥爭中，人類無疑處於戰略劣勢地位。我們的基因組很龐大，任何一個基因發生複製錯誤，都會使人類生命受到威脅。科學家設想：尋找到 DNA 長鏈上需要編輯的位置，拿一把剪刀剪兩個斷口，把錯誤的 DNA 片段拿出來，換上正確的序列，再用針線縫補好就行了。具體的實施過程，顯然不可能簡簡單單完成。

想象一下：我們的人體從一個受精卵開始，經過數十萬億次的細胞分裂，受精卵細胞中的 DNA 分子經曆數十萬次的半保留複製，才造就了你我今天的模樣。在這個過程中，人體內的 DNA 分子總長度已經擴展到了上千億千米。每一點細微的失誤都可能導致無法挽回的大錯。18 歲男孩傑西•基辛格的死亡，引發公眾的質疑，無辜的生命付出了代價，科研本身亦一度停滯。

鋅手指蛋白組合何以成為基因組 GPS?轉錄因子為何具有準確識別和結合特定 DNA 序列的能力?科學家怎麼想出利用病毒把特定基因運到指定位置?如何克服病毒進入人體後的副作用?哪些是合適的天然剪刀、機器手和針線?怎樣確保修補的精確性，不會出現丟失或增加?每一個細節的完成，每一個步驟的推進，就像一場場殫精竭慮、耗盡心血的戰役。

回望過去的百餘年，尤其是最近的 20 年，從 1996 年克隆羊“多利”的誕生，直到 2015 年中國中山大學的黃軍所進行的人體胚胎實驗，倫理語境下的批評和爭議一直伴隨著基因技術的發展，雙刃劍的效應讓人們憂心忡忡。王立銘說，基因編輯這種技術手段的推進，“最終一定會從科學走向倫理學，觸及人的定義、人類個體的獨立性等終極問題”。科學的腳步不能停止，隻能在兩難的境地中不斷摸索、盡力平衡。無論如何，這注定是一次奇妙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