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論壇網編譯整理】
1. 早期感染與炎症性腸病風險增加有關
加拿大一項基於人群的研究表明，生命第一年內的感染與炎症性腸病的風險有關，特別是在10歲之前。新出現的證據表明腸道微生物組中的生態失調與炎症性腸病(IBD)之間存在相關性。
尚不清楚早年生活中可能改變腸道微生物組的關鍵事件是否會影響IBD的風險。在本期《胃腸病學》(Gastroenterology)中，Bernstein等人使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一個數據庫來構建一個包含825例IBD病例和5999例匹配對照的隊列。
IBD的母體診斷與後代IBD風險增加相關(優勢比[OR]，4.53; 95%置信區間[CI]，3.08-6.67;圖1)。在出生後第一年內感染(由國際疾病分類的收治入院確認)與10歲前診斷出IBD的OR為3.06(95%CI，1.07-8.78);在任何年齡的診斷中，對於20歲以前的診斷出IBD的OR值為1.63(95%CI，1.18-2.24)，任何年齡診斷出IBD的OR值為1.39 (95% CI, 1.09–1.79)。
(圖1 關於炎症性腸病(IBD)發展的早期生活預測因子的圖形摘要)
雖然沒有其他幾個關於早期生活的關鍵信息，如抗生素的使用、飲食情況或母乳喂養，但這項基於人群的研究支持了與感染相關的早期生活腸道微生物組的改變(或後續抗生素治療)可能與IBD後續風險有關的假設。
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嬰兒微生物群在IBD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與遺傳易感性有關的作用。
(論文見本期雜誌第2190頁)
2.基因組譜分析確定胰腺導管腺癌的可行靶標
一項國際隊列使用靶向基因組譜分析來表征胰腺導管腺癌的全部基因組改變。
通過將基因組改變與靶向治療相結合，腫瘤標本的全麵基因組分析使精準醫學成為可能。
然而，確定胰腺導管腺癌可行靶標的研究十分有限。在本期《胃腸病學》雜誌中，Singhi等報道了納入3594名胰腺導管腺癌患者的國際隊列靶向基因組譜分析結果。
該研究使用包含泛癌基因組改變的靶向測序組對原發性和遠處轉移性腫瘤進行了分析。KRAS(88%)、TP53(77%)、CDKN2A(44%)、SMAD4(22%)和CDKN2B(22%)是最常改變的基因。
共發現608個腫瘤(17%)被認為存在具有治療相關的改變，包括BRCA-FANC基因家族中的489個突變，RTK/Ras/MAPK途徑中的132個突變，以及具有高腫瘤突變負擔的7個突變或微衛星不穩定性。
此外，通常在導管內乳頭狀粘液性腫瘤相關的胰腺癌中檢測到FGF23、CCND2、PIK3CA和FGF6的改變。
該研究突出了胰腺導管腺癌患者亞群中潛在的可靶向分子生物標誌物，並鑒定了可能參與導管內乳頭狀黏液性腫瘤惡性轉化的候選基因。這些發現可能指導治療和早期檢測策略。
(論文見本期雜誌第2242頁)
3.小麥蛋白的免疫原性由乳酸杆菌改善
通過小麥中存在的澱粉酶-胰蛋白酶抑製劑肽修飾非乳糜瀉麩質/小麥敏感性和乳糜瀉。乳杆菌介導的澱粉酶胰蛋白酶抑製劑降解可能是乳糜瀉和小麥敏感性患者的治療策略。
一係列腸道自身免疫疾病起因於小麥相關的免疫原性。乳糜瀉是由免疫介導的針對含穀蛋白抗原的分子模擬引起的自身免疫性腸病，導致特征性的肉眼和微觀腸結構變化和由此產生的病理學。
對非乳糜瀉麩質/小麥敏感性的了解不足。在過去幾十年中，這兩種病症的患病率都有所增加，這表明環境對疾病發病機製的影響。
麩質是一種主要的小麥蛋白，是易感個體中潛在高度免疫原性抗原的異質混合物;然而，小麥還含有與乳糜瀉病理學關係不明確的非蛋白質。
澱粉酶-胰蛋白酶抑製劑(ATI)可以誘導Toll樣受體-4依賴性先天免疫應答。
在本期《胃腸病學》中，Caminero等人確定了ATI在乳糜瀉和非乳糜瀉麩質/小麥敏感性中的病理生理學作用，並確定了常駐腸道微生物群體是否分泌能夠消化ATI的蛋白酶，從而改變疾病的嚴重程度。
使用小鼠模型，他們首先確定飲食ATI在IL15 MyD88 / TICAM依賴性過程中迅速損害上皮屏障功能和增加淋巴細胞浸潤。
在喂食ATI的NOD / DQ8小鼠中的轉錄組學分析表明，促炎基因表達增加。
此外，作者觀察到ATI改變了NOD / DQ8小鼠的腸道微生物群體，其中乳杆菌和厚壁菌門/擬杆菌比率顯著降低。
有趣的是，具有高ATI降解能力的乳酸杆菌菌株在置於含有ATI食物的時侯，可以有效減少損傷。
總之，具有高ATI代謝降解能力的乳酸杆菌可以預防非麩質ATI誘導的免疫激活和屏障功能障礙(圖2)。因此，靶向微生物群以誘導ATI降解的策略可具有治療益處。
(圖2，文章圖形摘要)
(論文見本期雜誌第2266頁)
4. 丙型肝炎病毒誘發的表觀遺傳變化與肝癌風險
接受抗病毒直接作用治療的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持續肝細胞表觀遺傳變化引起持續的病毒學應答和肝細胞癌的風險。
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與顯著發病率和死亡率相關;然而，在過去的十年中，通過直接作用抗病毒治療取得了顯著的成功，產生了高比率的持續病毒學應答。
由於不完全了解的原因，肝細胞癌(HCC)風險在成功治療後有所降低，但未完全消除，並且缺乏風險分層生物標誌物，用以鑒定具有持續病毒學應答且具有HCC風險的患者。
轉錄組學研究已經鑒定出與HCV感染相關的信使RNA特征;然而，在HCC患者中根除HCV後沒有進行過這樣的研究。
Hamdane等人在本期《胃腸病學》中，嚐試通過基於ChIPmentation的ChIP-seq組合用於HCV和HCC患者的組蛋白修飾H3K27ac和RNA-seq的廣泛轉錄組學和表觀基因組學分析來解決這一窘境。
使用源自患者的肝髒人源化小鼠模型進一步研究臨床關聯。
作者確定病毒感染，不依賴於持續的病毒學應答，導致持續的表觀遺傳修飾和持續的轉錄組學改變。
途徑改變包括腫瘤壞死因子-α和IL-2 / STAT5信號傳導。通常，改變的途徑包括那些被懷疑有助於肝癌發生的途徑。
使用HCV允許的人肝髒嵌合小鼠模型H3K27ac水平的變化，在直接作用抗病毒誘導的治愈後，還觀察到通過核因子-κB途徑激活的腫瘤壞死因子信號傳導的持續存在(圖3)。
這些觀察結果強調了HCC生物標誌物需要對HCV感染患者進行風險分層，即使在成功根除疾病之後也是如此。
(圖3，文章圖形摘要)
論文見本期雜誌第2313頁
原文：Covering the Cover. Gastroenterology. June 2019 Volume 156, Issue 8, Pages 2117–2119. DOI: https://doi.org/10.1053/j.gastro.2019.04.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