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簡介
81歲男性患者,因“反複肝功能異常2年餘”入院治療。
兩年前,患者因雙下肢濕疹服用中草藥2周後,常規體檢發現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106 U/L,未重視;後又因濕疹服用另一中成藥4天,複查ALT 866 U/L,總膽紅素(TBIL) 62.8 μmol/L,直接膽紅素(DBIL) 36 μmol/L,γ-穀氨酰轉肽酶(GGT) 338 U/L,堿性磷酸酶(ALP) 208 U/L,遂入院診治。
既往病史
9年前,患者於體檢時發現ALT升高(132~320 U/L),口服保肝藥物3個月後恢複正常,此後每年複查均正常。
10餘年前,患者曾患濕疹,服用中藥治療好轉,期間無複發。40餘年前,患者曾因“關節炎”服用潑尼鬆,出現龜頭水腫,停藥後消失。患者否認煙酒史、病毒性肝炎及代謝綜合征病史,對磺胺過敏。
入院後查免疫球蛋白(Ig)G 24.1 g/L、抗核抗體(ANA) 1﹕320、抗線粒體抗體(AMA)-M2(+)、抗平滑肌抗體(SMA)(-)。甲型肝炎病毒(HA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戊型肝炎病毒(HEV)、巨細胞病毒(CMV)、抗EB病毒(EBV)、細小病毒B19等病毒血清學指標均為陰性。影像學檢查未見膽道異常。肝穿刺示重度小葉性肝炎(伴小膽管損傷)。
考慮診斷為藥物性肝損傷(DILI)伴自身免疫現象,予以複方甘草酸苷及注射用還原型穀胱甘肽鈉保肝,ALT水平明顯下降,但TBIL水平逐漸上升。加用熊去氧膽酸膠囊、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治療,TBIL水平仍持續升高,以DBIL水平升高為主。加用甲潑尼龍(28 mg,qd),各項生化指標明顯好轉出院。
患者在院外繼續服用複方甘草酸苷、熊去氧膽酸、甲潑尼龍,4個月餘後逐漸減停。期間ALT、TBIL、ALP水平正常,GGT水平偏高,ANA 1﹕80。
現病史
1年前,患者因後背濕疹再次服用另一方中草藥4天,此後出現乏力、尿色加深、鞏膜黃染症狀。ALT 1109 U/L,GGT 239 U/L,ALP 150 U/L,TBIL 45.9 μmol/L,DBIL 25.2 μmol/L,ANA 1﹕640,AMA-M2(+),IgE水平明顯升高,IgG 16.3 g/L,再次入院治療。肝穿刺病理結果示肝小葉結構紊亂,灶狀肝細胞變性、壞死,伴界板炎,小葉內及彙管區多量混合性炎細胞浸潤,其中可見灶狀漿細胞成分。
予以複方甘草酸苷、注射用還原型穀胱甘肽鈉保肝,熊去氧膽酸膠囊、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利膽、調節免疫,ALT水平明顯下降,但TBIL水平持續高於正常,加用甲潑尼龍(24 mg,qd),口服後各項生化指標明顯好轉出院。患者於院外繼續服用複方甘草酸苷、熊去氧膽酸、甲潑尼龍,4個月逐漸減停,此後監測ALT、TBIL、ALP基本正常,GGT水平偏高,ANA約為1﹕160。
5個月前,患者再次因雙側下肢皮膚濕疹服用另一方中草藥4天,無明顯不適。ALT 229 U/L,GGT 217 U/L,ALP 119 U/L,TBIL 16.8 μmol/L,ANA 1﹕320,AMA-M2(+),再次入院。
入院後發現患者血小板水平降低,IgG 15.8 g/L,腹部CT示肝硬化可能,肝穿刺病理結果示點狀肝細胞壞死及界板炎,局灶纖維組織增生。予以複方甘草酸苷、熊去氧膽酸保肝、利膽、調節免疫後,ALT、GGT水平明顯降低,未再加用激素。
出院後,患者繼續服用複方甘草酸苷、熊去氧膽酸。隨訪5個月時,患者無特殊不適,生化指標均正常,血小板水平偏低,ANA 1﹕320,AMA-M2(+),IgE水平仍高於正常。
病例分析及點評
易致肝損傷的中藥 患者服用中藥後肝功能受損,多次病前均有中藥服用史,須考慮DILI可能。
患者發病前服用多種藥物。其中,白鮮皮有清熱燥濕、祛風止癢的作用,為治療濕疹的重要藥物,在各組方劑中均有出現。曾有國內文獻報告服用含有白鮮皮成分的中成藥可致肝損傷;縱觀國內與DILI有關的中成藥,主要集中在骨科及皮膚科用藥,皮膚科用藥常涉及白鮮皮、青黛、生地等。此外,患者多份方劑中的首烏、苦參、蒼耳子、大黃等,均曾有引發DILI的報告。
DILI因果關係評價 根據患者第一次發病情況進行DILI因果關係評價(RUCAM)評分:患者在停藥15天內發病(1分),停藥1個月內ALT從峰值下降≥50%(2分),有年齡≥55周歲的危險因素(1分),除外病毒性肝炎、膽道梗阻、飲酒、血流動力學異常、感染等肝損傷因素(2分),所用藥物有肝損傷報告(1分)。總分為7分,提示肝損傷與藥物很可能相關。
患者的第二次發病,因停藥8天內ALT從峰值下降≥50%(3分),且出現再用藥反應[再用藥後ALT升高2倍正常值上限(ULN)](2分)。總分為10分,提示肝損傷與藥物極有可能相關。
第三次肝損傷時,停藥1個月內ALT從峰值下降≥50%(2分),其餘情況同第二次發病,總分為9分,提示與藥物極有可能相關,故DILI不能除外。
中藥致肝損傷比例 據報告,中藥所致DILI約占國內全部DILI構成比的21.5%,為首要原因。
患者平均發病年齡為(48±14.7)歲,男女比例約為1:1.17。
肝損傷類型以肝細胞型為主,即為ALT≥3倍ULN,且(ALT/ULN)/(ALP/ULN)≥5,占73.9%;膽汁淤積型占20.0%,即ALP≥2倍ULN,且(ALT/ULN)/(ALP/ULN)≤2;其餘6.1%為混合型。
DILI發病機製 主要有兩種。其一為直接毒性,由藥物的某種成分或代謝產物所致,有較明確的可預測性,潛伏期較短,可複製動物模型,臨床表現可同時伴有腎損害,程度與用藥劑量正相關。
其二為特異質反應,為藥物代謝異常或藥物介導的免疫損傷,是大多數DILI的形式,個體差異較大,不可預測,潛伏期不固定,無法準確複製動物模型,臨床表現可有過敏或自身免疫現象,肝損傷程度與用藥劑量不甚相關;但其特點是再次用藥可迅速出現。另有報告認為,某些患者在不知情時長期用藥可有耐受,肝損傷程度反而減輕。
DIAIH與AIH 有用藥史的肝損傷伴自身抗體陽性,一方麵可能本質是DILI伴自身免疫現象,有學者稱為藥物誘導的自身免疫性肝炎(DIAIH);停用肝損傷藥物或短期應用糖皮質激素易緩解,少有複發,基本不會進展為肝硬化,預後較好。
另一方麵,可能本質為自身免疫性肝病,尤其是以轉氨酶升高為特點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因某種藥物使得潛伏的臨床表現顯露;糖皮質激素有效,但停藥複發率達65%,約有20%進展為肝硬化,故需要維持免疫抑製劑治療。
DIAIH與AIH在患者發病年齡、性別、肝髒生化表現、自身抗體種類及陽性率、病理特征方麵均相似,但治療策略及預後有差異,須加以鑒別。
DIAIH與AIH的區分 二者不易區分,目前公認的鑒別方法為激素治療效果。無論何者,首先停用可疑肝損傷藥物;若生化持續異常須加用激素至肝功能正常。在應用激素達到完全生化緩解後應及時停藥,監測肝功能,有複發跡象則證明AIH可能性極大,應長期維持激素或聯合免疫抑製劑治療。觀察複發的時限尚無明確標準。研究發現,少部分DILI患者病情緩解平均5.8年後,出現複發跡象伴自身抗體陽性,成為真正的AIH。對於用藥後肝損傷患者,在病情緩解後仍須長期密切監視肝功能。此外,多數藥物介導的自身免疫現象出現ANA及SMA(陽性),均指向AIH。
本例分析 患者同時有AMA-M2(+),GGT水平顯著升高,要考慮AIH與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PBC)重疊綜合征可能。ANA>1﹕80,IgG≥1.1倍ULN,肝組織學有界麵炎、彙管區淋巴漿細胞浸潤,AIH簡化診斷積分係統評分為7分,AIH確診;GGT>5倍ULN,AMA-M2(+),組織學提示小膽管損傷,亦符合AIH-PBC重疊綜合征診斷標準。然而,後續兩次發病,IgG及ALP水平正常,無法支持AIH或PBC診斷。
既往患者每於停用激素後服用中藥,再發肝損傷,因素混雜,難以明確診斷。目前患者僅服用複方甘草酸苷及熊去氧膽酸膠囊保肝、利膽、調節免疫,未應用糖皮質激素,生化指標可維持緩解;但ANA持續高滴度,不能除外以AIH形式複發可能。囑患者禁用相關中藥,監測肝功能變化趨勢以鑒別病因、製定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