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纖維狀澱粉β(Aβ)在大腦中的沉積被認為是最早的病理變化之一，至少在阿爾茨海默病(AD)的臨床診斷前十年就已發生，但迄今為止，針對Aβ的治療在減緩認知能力下降方麵基本上是無效的，最近報道的臨床效果不大。

對於AD治療試驗的失敗，有很多解釋，特別是在疾病過程中，治療的時間太晚，針對錯誤的目標，或者治療未能正確地與目標接觸。也有可能不是所有的認知能力下降，即使被診斷為AD生物標誌物，也是由於AD病理，即Aβ和tau導致的神經變性。既然如此，AD病理學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AD連續體中活著的個體的臨床症狀和疾病進展，這對於有效療法的開發和定位確實有很大的意義。

先前的臨床病理學研究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與年齡有關的神經病變占晚年認知衰退變化的40%至50%，其中AD的病理標誌物占變化的30%至36%。

此外，在個人層麵上，觀察到的認知能力下降中，AD病理學所占的比例從22%到100%不等。這些發現突出了認知老化的複雜性，對正在進行的開發有效療法的努力具有重要意義，但隻是部分地闡明了精確的病理順序及其對活人認知障礙和衰退的影響。

隨著體內評估AD病理生物標誌物的進展，現在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AD在其連續體中是一種性質複雜的疾病;Aβ、tau和神經變性作為動態的神經病理因素，對認知有一致的影響;整個疾病連續體中不同的病理陽性階段可能有影響臨床疾病進展的獨特機製。

利用多模態神經影像學，賓夕法利亞大學大學的Duygu Tosun等人， 探究了認知障礙和衰退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影像學標誌物檢測到的Aβ和tau病變及神經退行性水平所決定的，特別是用florbetapir或florbetaben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檢測全局Aβ負擔，用flortaucipir PET檢測tau負擔和解剖分布，用結構磁共振成像(MRI)檢測神經退行性的解剖分布。

他們在248名Aβ陽性的認知障礙和癡呆老人中，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結構方程路徑模型評估成像生物標誌物(全局Aβ-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攝取、區域tau-PET攝取和基於磁共振成像的區域萎縮)和風險因素(年齡、性別、教育、脂蛋白E[APOE]和白質損傷)對橫斷麵認知障礙和縱向認知衰退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他們發現：在橫斷麵，Aβ占認知損害變異的16%，tau占46%-47%，萎縮占25%-29%，但認知損害總變異的53%-58%是通過納入AD危險因素的中介和直接影響來解釋的。

Aβ-tau-萎縮途徑占縱向認知衰退變異的50%-56%，而Aβ、tau和萎縮分別獨立解釋了16%、46%-47%和25%-29%的變異。

這些發現表明：去除Aβ並完全停止對tau和神經變性的下遊影響的治療方法，在減緩認知衰退或逆轉認知障礙方麵僅有部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