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風相關的遺傳因素使有痛風家族史的人患痛風的風險增加近2.5倍。有痛風家族史的酗酒者的風險大約高出三倍;韓國一項基於人群的大型研究顯示，有痛風家族史且體重超重的人，患痛風的風險要高出四倍。

在調整了生活方式和生物風險因素(HR, 2.29)後，增加的痛風家族風險(風險比[HR]， 2.42)僅略有下降，這表明基因是一級親屬中痛風風險的關鍵驅動因素。兄弟患病個體的風險最高(HR, 3.00)，其次是父親(HR, 2.33)，姐妹(HR, 1.97)和母親(HR, 1.68)。

“雖然痛風的家族聚集性(一級親屬患有這種疾病)受到遺傳和生活方式/生物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遺傳易感性是家族聚集性的主要驅動因素，”韓國原州市健康保險審查和評估服務的Kyoung-Hoon Kim博士及其同事在Arthritis Care and Research中寫道。

然而，生活方式仍然很重要，這可以通過與沒有痛風家族史或身體質量指數(BMI)高的普通人群進行比較來證明。作者寫道，有痛風家族史且同時超重的人患病風險增加(HR, 4.39)，肥胖的人患病風險進一步增加(HR, 6.62)，這表明存在劑量-反應相互作用。當家族史與大量飲酒相結合時，與沒有任何危險因素的普通人群相比，風險上升(HR, 2.95)。

研究人員寫道，這項研究填補了“痛風的家族性風險相對於長期被認識到的痛風的遺傳風險”的證據空白。此外，研究結果表明，可能存在劑量依賴的基因-環境相互作用，“因為痛風家族史和高BMI或大量飲酒的結合，與疾病風險顯著增加有關，在肥胖個體中，這種風險甚至進一步升高。”

“這表明，事實上，大多數家庭影響是遺傳的，而不是由於共同的環境因素，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Abhishek Abhishek醫學博士，英國諾丁漢諾丁漢大學醫院NHS信托的風濕病學教授和榮譽顧問風濕病學家說，研究結果也證實了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在引起痛風中的協同作用。“對於一級親屬患有痛風的人，應該更積極地解決酗酒和肥胖等生活方式因素。

他補充說:“雖然在這項研究中沒有直接評估，但積極控製超重和大量飲酒可能會預防痛風的發生，或改善已經患有痛風的患者的結果。”

超500萬家族聚集性痛風患者的研究

研究人員利用了政府運營的強製性保險服務的數據，該服務為韓國5000多萬人口提供服務(國家健康保險數據庫)以及國家健康篩查計劃(NHSP)數據庫。從2002年到2018年，研究人員確定了5524403名有一級親屬的人的家庭關係和風險因素數據。家族風險通過比較有一級親屬和沒有一級親屬的個體的風險來計算。家族史與肥胖或飲酒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通過一個量表來評估的，該量表測量了兩種因素相互作用導致的痛風風險。

最初對年齡和性別方麵的家庭風險，隨後對可能的危險因素包括吸煙、BMI、高血壓和高血糖，進行了調整。酒精消費水平被分為不飲酒者、中度飲酒者和重度飲酒者。對於男性來說，重度飲酒被定義為每周至少喝兩杯，每天至少喝五杯;對於女性來說，重度飲酒被定義為每周至少喝兩杯，每天至少喝四杯。超重和肥胖以BMI為依據，采用標準分類:超重定義為BMI在25 ~ <30 kg/m2之間，肥胖定義為BMI≥30 kg/m2。

Kim及其合著者指出，無論是否有痛風家族史，高BMI和大量飲酒都與痛風風險的增加有關，研究結果表明“一種劑量依賴的交互關係，遺傳因素和肥胖相互增強，而不是獨立起作用。”

超重和有家族疾病史的人患痛風的綜合風險顯著高於其個體風險因素的總和(HR, 4.39 vs 3.43)。這種風險在肥胖人群中更為突出(HR, 6.62 vs 4.74)，男性比女性更明顯。

在比較家族性和非家族性痛風風險組的其他風險分析中，與非家族性組相比，家族性組與肥胖相關的風險更高(HR, 5.50 vs 5.36)。

印第安納州芒西印第安納大學健康中心的風濕病學家，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卡內基自然曆史博物館的研究助理，Bruce Rothschild醫學博士分享了他對這項研究的看法，並指出了一些局限性。“這項研究的結果與普遍認為的並不衝突，但有幾個問題使解釋複雜化。首先是如何診斷痛風。由於晶體存在的確認在臨床實踐中是罕見的，並且假設使用的數據庫，診斷是基於滿足一定數量的標準，其中之一是高尿酸血症——這不是真正的診斷確認。”

他指出，痛風的發病率取決於誰接受了治療，該研究排除了那些沒有接受治療的人和那些沒有服用別嘌呤醇或非布索坦的人。“單親父母也被排除在外，這也可能會影響結果。

他補充說:“超重和肥胖沒有根據年齡進行調整，這一解釋與年齡有關。”“這實際上歸結於痛風的診斷方式，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因為診斷已經如此簡單化，以至於我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痛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