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公司近來遇到了這樣一個難題：止痛藥越來越難通過臨床試驗了，這並不是因為藥物變得越來越糟糕。

　　一項對試驗數據的廣泛分析顯示，安慰劑效應正變得愈發強烈，這使得藥物療效更加難以證實。

　　加拿大研究人員通過分析美國的臨床試驗數據發現，疼痛治療中的安慰劑效應發生了變化。“我們發現這一結果時十分驚訝。”主導該數據分析的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疼痛與遺傳實驗室（pain-genetics lab at 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的Jeffrey Mogil說。目前就美國的情況而言，僅接受安慰劑治療的效果幾乎與許多新型止痛藥相當。Mogil認為，美國的臨床試驗時間的延長、規模擴大且經費增長有可能提高了參與者對治療效果的期望。

　　強烈的安慰劑效應已見於抗抑鬱藥物與抗精神病藥物臨床試驗的報道，這讓人不禁懷疑疼痛藥物試驗中安慰劑效應是否也在日益增強。為驗證這一疑問，Mogil與同事們調查了發表於1990年到2013年間的84項慢性神經痛治療藥物臨床試驗。

　　根據患者對疼痛等級的評定，在這23年期間，試驗藥物緩解疼痛症狀的療效保持不變，但安慰劑效應卻增強了。在1996年，臨床試驗患者反應的數據顯示，試驗藥物緩解疼痛的效果要比安慰劑高出27%。但到了2013年，差距降到僅9%。這一現象可見於35項美國地區的臨床試驗；但在歐洲、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臨床試驗中，安慰劑效應並沒有顯著變化。

　　僅見於美國的安慰劑效應

　　意大利都靈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urin）研究安慰劑效應的神經學家Fabrizio Benedetti認為，正是這種日益強烈的安慰劑效應使藥物公司很難通過新型止痛藥臨床試驗。他說，在過去的十年裏，超過90%的神經性疼痛及癌痛治療藥物無法通過進一步的臨床試驗。

　　但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強烈的安慰劑效應僅出現在美國。這種現象的一種可能解釋是，直接麵向消費者的藥物廣告模式（僅在美國及新西蘭地區實行）能夠提升人們對治療效果的期望值，因而增強了安慰劑效應。但是Mogil的分析結果則暗示了另一種原因。“我們的數據表明，臨床試驗的時間越久、規模越大，安慰劑效應就越強烈。”他說。

　　Mogil推測，曆時更久、規模更大的美國臨床試驗大概也花費著更多經費，這類試驗的光鮮外表也可能間接地提升病患的期望值。一些大型的美國臨床試驗也會選擇使用合同研究組織（CROs），這類組織會雇傭專職照料受試患者的護理人員———給患者帶來的體驗與學術實驗室組織的小型臨床試驗是截然不同的，他補充道。

　　經一事，長一智？

　　Mogil的數據還對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的一項基本原則提出了質疑——比較藥和安慰劑效果，可以讓我們知道藥物是否有效。此類實驗依據的一個基本原理是，藥物和安慰劑的效應是可以疊加的：患者對於藥物的總體反應應該等同於安慰劑效應與藥物生化效應的總和。但是Mogil發現，盡管安慰劑效應隨著時間而增強，但藥物總體作用卻並沒有等量提升。

　　這表明安慰劑作用和藥物作用可能在嚴格意義上並不是可以相加的。這並不完全出乎意料，Mogil解釋道，因為安慰劑和止痛藥物都有相似的生物學機理——例如大腦中內啡肽的釋放。但這如果屬實，就說明增強的安慰劑效應會掩蓋真正的藥物止痛作用。“許多研究疼痛的人都相信那些無法通過臨床試驗的藥物實際上是有療效的，隻是臨床試驗無法體現它們的效果而已。”他說。

　　對於不斷改進治療方法的公司而言，用最佳同類藥物代替安慰劑，與新藥物對照或許是一種有效方法——或者說回到過去那種時間較短、規模較小的臨床試驗來。但是Benedetti並不這樣認為。“我不認為控製安慰劑效應能提高臨床試驗的通過率，”他說道，“藥物公司應當做的事就是開發更有效的藥物。”

　　Mogil認為調查美國臨床試驗中強烈安慰劑效應的產生因素，並將其綜合運用到病患護理中也十分必要（例如醫患關係等）。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安慰劑研究主任Ted Kaptchuk則同意這一觀點。“如果一種藥物的主要效果在任何情況下都來自於它的安慰劑效應，那麼我們應該研究非藥理學的幹預措施，將其視為一線治療手段。”他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