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不大追求幸福。緊繃的上唇更常見；如有必要，笑笑就差不多了。對一個講求實際的民族來說，追求幸福的說法有些傻乎乎的。首相大衛·卡梅倫沒有退縮，他已經決定建立國民幸福指數，每個季度發布一次，了解民眾的感受。

　　今年，英國人所有的一切都麵臨削減，從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到兒童福利；這當口，他一頭紮進“幸福經濟學”招致了巨大的批評——“腦袋秀逗”還是溫和的評論。輿論似乎認為：現實中的卡梅倫手裏揮舞著斧頭，四處削減開支，所以變得多愁善感了。

　　也許是的。但衡量社會幸福程度的努力——而不僅是經濟增長和生產力——已經變得迫切了。西方工業化社會原先采用GDP，理由很多。現在擁有的物質已經足夠了，或者說，在人類曆史上，已經遠遠超標了，但依然還有疑問：“他們腦子裏還想什麼？”

　　看來，真沒好處。越來越焦慮的社會，壓力如影相隨。焦慮中的人，擔心工作，擔心金錢，擔心健康，但普遍都有一個想法：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為了站穩腳跟，一路狂奔；做事情越來越快；消耗越來越多的食物（然後擔心價格）；一個超過70億人口的世界該“減速”了，該重新製定幸福的標準了。

　　如何幸福，是一個讓人混淆的問題。很難確定許多變量，如愛情、友誼和家庭關係。但英國的研究發現：盡管較富裕的人會更幸福，但金錢本身並不能帶來幸福；工作對自尊至關重要；女人比男人更幸福；人們需要一些物質以外的事情，來充實生活。

　　下月開始，政府將訪問人們，進行下列問題的調查，回答的分值從0至10：昨天，你感覺多幸福？昨天，你感覺多焦慮？你對今天的生活多滿意？你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多大意義？

　　沒什麼特別之處。沃瑞克大學幸福經濟學專家安德魯·奧斯沃爾德說，該問卷開了一個好頭，但他覺得還應該增加一些內容：“昨晚，你睡得怎麼樣？”——非常重要的精神健康指標；還有“你覺得時間有多緊迫？”

　　他說，從“經濟繁榮向感情繁榮的觀念轉變”很重要。也許21世紀，我們需要這樣的指標：國內感情繁榮值，即G.E.P.

　　從事該調查的國家統計辦公室已經在網絡上開展討論。對如何掛鉤英國人的幸福，提了很多意見：鳥兒鳴唱、了解自我、環境、養寵物要負責、為社會服務、去野外，還有讀蘇格拉底的書。

　　很明顯，幸福經濟學並非嚴謹的科學，而且，幸福指數如何與政策掛鉤，還需拭目以待。但這個想法使一些無法標價的事物，能體現出其價值。開放的空間，清新的空氣，安全，從壓力下解脫——這些資源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稀缺。接下來的問題：你如何鼓勵這些事情，同時又要在西方社會，創造出必須的工作崗位？經濟增長當然占有很大比重，但不再是唯一的答案。

　　我想起了這段時間，生活中的幾個幸福小片段。一次，當穿過攝政王公園的時候，春天的第一叢灌木微微刺痛了我的皮膚；另一次，當女兒安睡時，我親吻她、道晚安，她看起來很平靜。第三次，在開羅，集會的埃及人民展示出的巨大尊嚴，進行和平的變革。

　　這些時刻與大自然有關，與有空閑觀察有關，與感受人類卓越靈性有關。在動蕩人生中，感情繁榮不是下一封電子郵件。

　　所以，在見成效之前，我支持卡梅倫的決定（從原文“無罪推定” 翻譯其引申含義——譯者注）；並且謹慎支持其相關的“大社會”規劃，該規劃也是眾人起哄的對象。該理念的核心：人人可以給予別人更多——如英國的提款機，將自動給用戶提供向慈善捐款的選擇。（近來新聞中，英國提款機時不時會自動多吐錢；而英國銀行承擔該損失；多取錢的用戶無需負責或坐牢，也可選擇捐款。——譯者注。）經濟蕭條時，推銷該理念很困難，但其抓住了迷茫人們的需求：大家互相需要更多的交流。

　　美國的情況也一樣。與“追求幸福”一樣，自由是美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注意兩者的區別，這也體現了建國元勳們的智慧。《獨立宣言》保證自由，但論及“幸福”，隻保證追求的權利。所以現在，或許應該驗證：如何追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