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醫生的好壞取決於他是否能把病治好。話雖這麼說，一旦自己生病了，你的要求可能從抽象變得很具體：不隻是希望醫生把病治好，而且更希望他能盡快，治療的過程中，從用藥到手術都不要留下副作用，至少要盡量少；也不希望經曆太多的痛，當然最好是無痛；也不要給工作和生活帶來不便，至少得少耽誤工作而且能正常生活，等等。

　　這些都是很典型很正常的要求。可是，就像以前所說，在診斷和治病的過程中，醫生和病人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對多數病人而言，他們除了這些願望，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了什麼病，更無法知道醫生的診斷是否專業、合理，所開的藥是否合適，藥量是否恰當，用藥時間是否合適等等，所以，不管醫生說什麼、開什麼藥，病人隻好聽了去做。

　　表麵看，醫生掌握完全的主動，而病人是絕對被動，這對醫生最為有利，讓他們可以隨意“宰病人一把”。實際上，存在於醫生和病人間的這種信息不對稱，也給醫生帶來巨大挑戰，使他們的工作很艱難，因為他們也希望病人認可自己的工作、尊重其專業判斷，尤其是希望病人能滿意並推薦自己的親戚朋友也來那家醫院找這個醫生。為了獲得病人的好評，醫生該如何克服彼此間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障礙呢？

　　以感冒為例。在美國，如果是一般感冒去看醫生，醫生會講：你不需要吃任何藥，隻要你多喝水或其他飲料或液狀食物，給身體三天時間，就可以恢複；如果三天後還不好，你再回來。然後，醫生讓你空手而歸。

　　在中國，如果醫生讓感冒病人空手而歸，許多人會認為這個醫生沒水平、根本不懂，下次可能就不找他了！因為在中國，多數老百姓還是自覺不自覺地覺得既然花錢掛了號、去看醫生了，總不能空手而歸！會覺得空手而歸等於沒看醫生！盡管客觀講感冒是病毒引發的，人體遭到病毒攻擊時會立即還擊並產生抗體，發燒表明人體在做該做的事，隻要發燒不超過三天，就沒有問題，醫生不應該開藥打針。

　　我看到許多荒唐的事。特別是年輕的父母，小孩一感冒發燒，就到醫院要求醫生給很多抗生素、給打吊針掛水。如果醫生不給開，甚至會罵醫生。最後，小孩身體越治越弱。抗生素用得越多，身體的抗藥能力越強，對藥的依賴性也越高，幫倒忙。越是受教育少、迷信藥的人，就越是非要醫生開藥不可。

　　中國社會對醫生的預期如此，醫生為了獲得病人的好評，不會不配合，通常，給每個來訪的病人都開藥和掛水。在這個意義上，醫生的治療對策受製於病人與醫生之間的知識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雖然這些做法會帶來害處，不是專業上的最優決策，但這可能是這類信息不對稱的社會代價。

　　在美國，普通大眾的醫學知識和對醫生專業能力的信任程度可能要高些，所以，美國醫生不需要以多開藥和掛水來獲得病人的好評。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二十六年，生過幾次病，但從來沒有醫生給我吊針掛水的，也沒有給我打針注射，跟中國醫生的做法很不同。口服比注射、掛水更安全，因為口服讓藥物經過胃、肝、腎等器官的過濾保障，而注射讓體外物繞開這些過濾、直接進入血液或其他體係。中國醫生多開藥，或許也有普通大眾不自覺的貢獻，我們隻有看到醫生開些有形藥物，心裏才踏實。

　　2006年6月，我在自家後院不小心碰到毒藤葉，使我的手腳多處癢痛，並且不斷擴散。在美國時，就去看醫生，醫生先讓我外塗可的鬆藥膏，後來改用口服可的鬆。幾天後，到了北京，由於受到酒和其他飲食的刺激，毒藤反應開始逆轉惡化。在北京，去了中日友好醫院，醫生問我在服用什麼藥等等，我把在美國時醫生開的藥講了一遍。

　　聽完，他說：美國醫生用藥很輕，太保守；如果中國醫生這樣做，很快會被病人趕走，因為如果不能馬上看到效果，患者和家屬會認為你的水平不行。在中國，開藥的原則是先用猛藥，最好是一兩小時內立竿見影，至少一天內必須明顯見效，然後再慢慢減輕藥用量，讓身體本能逐漸恢複。

　　我說：是不是能這樣理解，在美國，病人不迷信保健藥，也不一定以醫生開藥多少和治療是否立竿見影來評估醫生的水平，而是更信任醫生的專業判斷和職業倫理，所以，醫生的治療原則是，除非是急救，否則，必須順其自然，以尊重人體本能反應機能為主，人工藥物隻是幫助催化人體本能，但不是劫持人體本能，因此，用藥不太猛。相比之下，在中國，由於病人隻認具體結果，要求立竿見影，所以，醫生就得先用猛藥代替、劫持人體本能，讓藥以最快速度產生效果，之後再通過降低藥量讓身體本能逐漸恢複。中美之所以有這樣的差別，一個是輕量用藥輔助身體本能，而不是取而代之，另一個則先用猛藥後減輕，是兩個社會評估治療的方式不同、信任程度不同的結果。

　　醫生接著說：大致如你所講。我們做醫生的必須麵對客戶、麵對病人，治療思路也要根據他們的偏好調整呀。

　　當然，就單個病人或者單次治療而言，下猛藥追求立竿見影，也許不是問題，但如果經常對一個患者如此治療，勢必擾亂其身體機能，使其難以恢複正常。況且，當整個醫生群體都這樣做時，就會像農村過度使用化肥導致土質係統性惡化一樣，那必然是整個社會濫用抗生素、濫用各類注射藥，使人類的抗藥能力大大上升，等人類有更嚴重病疫時就找不到治療辦法了。這也是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呼籲中國減少抗生素的使用，包括在人體和動物中的使用。依靠猛藥來消除病人跟醫生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不是人類可持續的策略。

　　按照以上邏輯，要改變醫生用藥過多、過猛的局麵，關鍵還不在醫生，而在社會大眾方。為了降低病人跟醫生間的知識和信息不對稱，一是普及醫學知識，包括推出小學中學大學的醫學知識必修課，以及大眾媒體的經常性傳播，以這些方式讓大眾對醫生的預期趨向合理，減輕對醫生的非理性要求；二是提升醫生和護士行業的職業操守，這需要在醫療收費體係和激勵架構上放鬆管製，高薪養廉，也更需要通過追究醫療專業人士違背職業倫理的責任，增加違規成本，改善醫生的社會形象，一旦社會對他們的信任增加了，也能讓醫生從不合理壓力中解放一些；三是藥監局要擔當起責任，嚴懲假冒偽劣醫藥公司，同時必須放開媒體的調查監督，一旦信息暢通了，社會對醫藥的信心也能逐步增加；四是醫生對病人多介紹、解釋相關病類的學理和治療方法，包括給病人和家屬發送相關資料。這也是中美醫院的差別所在，在美國看病，醫生最後都送一些病理閱讀物，鼓勵患者與家屬多讀，而中國醫院基本沒有，一旦全國醫生都如此，醫療受眾顯然會在治病過程中邊接受治療，邊學習相關知識、理解醫生的所作所為。

　　由於醫療服務固有的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業績評估與定價挑戰，使其從組織方式到具體的治療方法都很難得到完美的解決，專業意義上最優的，往往不一定是患者能真正得到的。可是，對於任何社會，健康又直接影響到人生品質，也是最核心的人類價值，其重要性隻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快速提升，所以，人類還會繼續探索更好的答案。而理解這個行業的性質，應該是各種解決方案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