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建國以來，我國的
醫學教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無論從各級醫學院校的數量、規模、覆蓋麵、硬件設備、資金投入來看，或是從產出的人才數量、醫療水平、科研成果、社會效益來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我國的高等醫學教育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明顯差距。問題究竟在哪裏？
首先，對醫學的本質和特點的認識可能還不夠深刻，這對醫學教育質量有直接影響。醫學是一個一端連著社會眾生，一端連著尖端科技的極為獨特的學科。無論中外，醫學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道主義的職業，要求從業者對患者有高度的同情和關愛，高度的服務犧牲精神和崇高的道德操守；但另一方麵，醫學的社會性又決定了醫學可能比其他行業更容易受社會風氣潮流和流行價值觀的影響和腐蝕；當下並不鮮見的部分醫生不顧患者安危、違反醫生起碼道德準則而追逐利益的行為，就是明顯的例子。
醫學的另一端連著尖端科技，高科技的應用越來越成為醫學的重要內容，對醫學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定的片麵重視尖端技術，忽略基礎教育、忽略整體、忽略培養綜合運用知識能力的現象；隨著科技含量的提高，一些醫院已變成“由高科技驅動的、計算機控製的、非個性化的、匆匆忙忙的、‘高通量’的病人工廠”（引自美國醫師協會醫學教育叢書《學術性醫學中的導師製》，2010，第6頁），出現了醫生和病人的距離越來越遠的傾向。這樣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或許能成為一個能工巧匠，但不一定能成為一個好醫生。
教育領導者和教師必須加強對醫學本質和特點的認識，通過深入研討，將具體對策切實有效地（而不是表麵膚淺地）貫徹落實到醫學生教育和課程的全過程中。目前看來，這方麵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教育
理念，這對醫學教育質量也有直接影響。北京協和醫學院在90多年前製訂的辦學目標是：“（1）可與歐美最優秀的醫學校相媲美；（2）提供科研機會，特別是遠東特殊問題的研究；（3）傳播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知識。”
歸結起來，就是追求卓越，崇尚學術，服務人群。北京協和醫院一位院長在上世紀20年代曾說過：“PUMC（北京協和醫學院）應該成為一個卓越的學術中心……培養少數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醫學界領袖人物的有天賦的人。”根據這一使命和目標，協和始終遵循著少而精的辦學方針，重視科學基礎、人文素養、品德作風、實踐能力和獨立精神，在教學上強調少而精、舉一反三、因材施教、精雕細刻、從嚴執教、三基三嚴；同時按照美國著名醫學教育家A. Flexner一百年前提出的“與綜合大學結合”，“把規範的分析問題能力和對自然科學進行整體思考的思維方式放在醫師智能培訓的首位”，在師資、生源、課程、硬件各方麵都以最高標準來要求，因此才可能在短短的28年中（建校至第二次停辦前，減去珍珠港事變後的5年）奇跡般地躋身世界第一流醫學院，成為中國醫學教育的旗艦。協和規模雖小，但一共培養了38位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不包括後來建立的醫科院其他院所）和40個學科的60餘位奠基人，出現了多項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醫學院校都采用同一個標準，主張各類學校根據自己的特點、條件、任務和社會需求確定學校的使命，製訂自己的教育方針和目標。但是，時代雖已不同，協和的教育理念、傳統和經驗對於現代和後世仍將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具有很高的借鑒價值。
教育理念的更新對於提高教育質量至關重要。由於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灌輸教育和應試教育，至今大多數醫學院校仍然采用灌輸知識的教學模式，這種方式驅使學生死記硬背，重知識，輕實踐，嚴重地阻礙了學生的獨立思考、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和首創精神，需要對教學進行係統性和實質性改造。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
多年來，我國在大力提倡教育理念更新，強調各校腳踏實地、努力辦出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等方麵做得並不理想，而由教育部掛帥，在全國廣泛開展的教學質量評估，又在一定程度上流於形式主義，其對一些起點比較低的學校在硬件建設和規範管理方麵也許能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但由於實行統一的硬性評比標準，實際上助長了平均主義和千校一麵的傾向，扼殺了各個學校的個性、特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對高水平學校建設的長期效果則還有待曆史的檢驗。
最近流行的醫學院校全國性技術大比武在提高學生基本技能方麵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提高教育質量的手段一定是多元和係統的，還應該鼓勵各校把更多精力放在切實優化整個教育過程和每一個教學環節上，放在加強對學生的密切接觸、深刻影響和個性化指導上。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優秀文化的傳承，這對醫學教育質量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高等學校，尤其是名牌大學，“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優秀人才的成長需要陽光和空氣，這就是學校的理念、價值觀、傳統、作風、特色、學術環境、榜樣、氛圍、人際關係等。這些因素決定了學校這個熔爐的正麵或負麵的性質，因而是需要教育領導者大力扶植和悉心嗬護的。
這也是“錢學森之問”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優秀文化的傳承離不開優秀教師和學生親密接觸、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過程，其中導師製起著重要作用。愛因斯坦有一段精彩的闡述：“教人一個專業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學生能獲得、理解並對於價值有生動的感受……這是需要從與教師的個人接觸中，而不是通過教科書所能得到的。主要依靠它，組成並保存了我們的文化。”
還有些教育家指出，“教育不是裝滿一個桶，而是點燃一把火”；“導師製是一個載體，通過老師—學生或導師—被指導者的關係，職業價值在年輕人腦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記並代代相傳”；“正如基因是把生物物質從一代傳給另一代的單位，‘meme’（一種文化信息單位，如概念、信仰、實踐等）是珍貴的實踐和價值觀在不同世代間進行文化傳承的單位，是在各個世代間傳播理念、價值觀和信仰的基礎”；“導師製是一個關鍵性通道，通過它可以留下一份有關價值觀的活的遺產，同時塑造一個（職業）領域的未來。”
北京協和醫學院長期以來對剛進入臨床的醫學生實行一對一的導師製，既傳授臨床知識和基本功，指導臨床思維過程，也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對醫學生進行價值觀和職業精神教育，這是一項育人、特別是塑造靈魂的工程。希望能有更多醫學院校能以導師製的方式對醫學生進行教育。
八年製本來是一個培養拔尖醫學人才的學製，在長達87年的時間裏，中國曾經隻有協和一所學校長期不間斷地實行八年製。2004年，突然增加為8所學校實行八年製，以後又陸續增加到現在的十幾所，說明我國一流醫學院無一例外地都對八年製醫學教育有極高興趣而趨之若鶩。
我認為，適當增加八年製醫學院校的數量是應該的，但根據中國現在的國情，果真需要這麼多長學製醫學院校嗎？到底為什麼要辦八年製？有沒有對八年製的教育理念、內涵和目的進行過認真深入的研討？這樣一哄而上，是提高了教育質量還是降低了八年製的標準？這裏有沒有一些急功近利的色彩，例如用醫學博士學位來提升學校等級和聲譽，以吸引和招徠學生？有沒有為了遷就社會潮流，在醫學生階段提前進行專科培養，以促進和擴大自己畢業生的銷路？（這種做法實際上隻是六年製，而且恰恰和八年製重基礎的理念背道而馳）。現在八年製醫學院校的辦學理念相當混亂，正好說明轉變教育觀念的重要性。
目前我國高校和國外大學最主要的區別是，國外是教授治校，而我們則是行政化管理或“大學行政化”。行政化管理體製是和大學精神相違背的，它給予少數領導人太大的權力，限製了學術自由和學術發展，不能最大程度地把教授們的智慧、學問、遠見卓識和積極性發揮出來，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把學校變成一個官僚機構，已經給我國高等教育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我們還未能從戰略和曆史的高度來充分認識進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往往隻停留在完成某些具體的教學任務和改革上，而沒有切實落在更新教育理念、優化教育過程、提高學生的發展潛能、培育學生的核心價值觀和職業精神上。我們的教師隊伍和課程體係建設還相當滯後。我們離建立現代大學製度還有很大距離，對於教授治學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準備，至今學校的大部分工作還停留在行政化運作的水平。我們還需要努力再造獨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理、勇於創新的思想境界和大學文化環境。
（作者為北京協和醫學院內科學教授、學校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