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鼓勵社會辦醫的政策不斷推出，大批資金和精英也紛紛湧入社會辦醫領域，不算診所，僅僅新建的社會辦醫院一年都有一兩千家，醫生集團數量也出現井噴式增長。

        事實上，社會辦醫快速發展的道路上，還有著不少荊棘和難處，這一點連總理都頗為重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曾明確表示，“我到基層調研了解到，許多民間投資都很願意投向醫療養老等社會領域，但這裏麵的前置審批‘條條框框’太多。政府該鬆綁的必須要鬆綁，別再讓社會辦醫四處求爺爺告奶奶!”

        不僅如此，總理還表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並指示：“各有關部門要切實做好‘放管服’文章，多到‘宇下’問‘草野’，問那些社會辦醫的企業、多點執業的醫生、求醫問藥的病患，真正了解他們到底遇到什麼困難，需要解決哪些實際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培育醫療服務新動能，切實補齊民生短板。”

        而且，發改委還曾邀請社會辦醫療機構負責人、多點執業醫生等參加社會辦醫座談會，聽取社會辦醫“放管服”改革的建議。

        那麼，目前在“放管服”改革大方針下，社會辦醫界有哪些非常迫切的心聲呢?《看醫界》綜合社會辦醫界多名專業人士的心聲，為您帶來獨家盤點：

        一、獲得與公立醫療同等待遇

        長期以來，社會辦醫界一直有著公立醫院是“親兒子”，民營醫院是“幹兒子”的說法，民營醫院麵臨一大堆稅收。

        別說民辦營利性醫院，就連民辦非營利性醫院，也和同等待遇相去甚遠。據冬雷腦科醫生集團創始人宋冬雷介紹，一位基層民營醫院負責人表示，非營利性質的公立醫院除了個人所得稅外沒有其他稅費雜費還有撥款支持，非營利性質的民營醫院說是沒有營業稅，但其他稅種那麼多，也是經常想方設法來收費收稅，非營利性質的醫院收費又和物價局規定一致。

        更不可思議的是，據該負責人透露，當地衛生局組織民營醫院的醫生參加了全科醫師培訓但後來又不讓注冊，說是民營醫院不能注冊全科，其他同期參加培訓的公立醫院醫生就可以增加全科執業範圍。基層公立醫院的醫生通過相關培訓可注冊兩到三個執業範圍，但這些醫生執業地點變更到同級民營醫院卻必須被取消專業隻能保留一個。

        可見，在與公立醫療同等待遇方麵，還有很多的問題亟待解決。

        二、讓醫生的流動更徹底

        眾所周知，社會辦醫最大的困境是醫生問題，雖然國家出台了一係列鼓勵、促進醫生多點執業的政策，但在公立醫院坐擁編製等優勢的情況下，社會辦醫很難吸引來優秀的醫生離開體製加盟。

        以江蘇宿遷以及浙江溫州為例，無奈隻能給少數民營醫院少數事業編名額，來吸引優秀醫療人才。

        可見編製的福利一天不剝離，醫生流動就很難暢通。因此一些社會辦醫界人士呼籲盡快公立醫院取消事業編，以解放公立醫院的大量優質醫生資源，唯如此，社會辦醫才能真正不在跛腳前行。

        三、打破公辦醫院新建和組建醫聯體帶來的事實上的壟斷

        在新一輪的分級診療製度建設中，各地普遍采取的就是醫聯體，大醫院把縣醫院聯起來，縣醫院把鄉鎮衛生院“一鍋端”，以期實現醫聯體內的分級診療。在中國社科院朱恒鵬教授看來，建立分級診療，醫聯體或為南轅北轍。

        在業內人士看來，分級診療主要依靠公立醫院的醫聯體、醫共體，將對中國民營醫院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峻挑戰。

        以農村患者為例，以前看病在鄉鎮衛生院無法解決的話，就有可能去縣城、或者省市的民營醫院，但如今鄉鎮衛生院都將加入縣醫院醫共體，成為了縣醫院分院，醫生把患者推薦到縣醫院就成了本職工作。

        而大醫院大多又和縣醫院結成了醫聯體，很多都把副院長、科主任派去坐鎮，直接就把病情複雜的一些患者搶到了大醫院。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本有可能流向民營醫院的患者就會被截留，病源荒或將來襲!

        話說，政策不是說民營醫院也可以加入醫聯體嗎?要知道，那說的是三級民營醫院，在國內目前三級民營醫院屈指可數，綜合性的三級民營醫院就更稀少，而且就算是三級綜合性民營醫院，想和知名三甲公立醫院搶縣醫院?難!

        四、醫院等級評審問題

        2018年2月底，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7年末全國公立醫院1.2萬個，民營醫院1.8萬個。

        但鮮為人知的是，目前近萬家民營醫院大多沒有被納入中國等級醫院評審體係。以上海為例，據上海市社會醫療機構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閆東方向《看醫界》介紹，目前上海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基本上很少進行等級評審了，基本上都是處於“未定級”狀態。

        社會辦醫為何大量處於“未定級”狀態呢?據介紹，主要是當前的等級評審對於硬件規模不占優勢的民營醫院來說非常吃虧，以知名的私立醫院北京和睦家醫院為例，床位也就是100多張，根據目前的等級醫院評審規則，撐死了就是評個二級醫院。

        因此在社會辦醫快速發展的當下，麵臨著評等級上不去，評個“一級”嫌丟人;但不評，又麵臨著手術分級和醫院等級掛鉤的門檻。

        作為主管過醫院等級評審的衛生官員，廖新波直言：“關鍵我們的分級不是按質量來分，而是一過性的評審，因而單純以‘級’論‘質”’還沒有達到同級同質的水平。假如隻論質，情況如何呢?美國治療一個肺炎，不論在社區還是在大醫院，都是同質同價;醫生不管在哪裏，有了資質就可以開展業務。誰治療誰負責。”

        一位業內人士也則表示，“以JCI評審為例，華山醫院可以通過，北京和睦家醫院也可以通過，成都一家社區衛生中心也通過了，JCI評審的核心就是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而不是與醫院等級掛鉤。”

        五、好政策如何能落實?

        利好政策雖然頻發，但在一位業內人士看來，由於各部門之間的政策衝突，這個部門支持那個部門限製，舉步維艱哭笑不得。

        以醫生集團為例， 2016年底，國家《“健康中國”2030規劃》出爐，明確支持醫生集團的發展，一些地方雖然出台了鼓勵醫生集團的政策，但醫生們在注冊醫生集團時卻吃到了工商部門的閉門羹。

        而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不僅放開“醫生集團”字樣，還將醫生集團視為醫療機構，醫生可以注冊在醫生集團，在全市執業，醫生集團還可以開辦診所、醫院。

        也因此聚集了北上廣等地的名醫聚集深圳創辦醫生集團、診所等。可見，從國家層麵的政策鼓勵，到地方的可操作性的政策落實，還有一定的距離。

        知名衛生學者、中歐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也對《看醫界》表示，近些年一些國家政策非常的鼓舞人心，比如2013年國發40號文件--《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幹意見 》，方向和措施都是非常不錯的，就是如何落實到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