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小劑量計算機斷層掃描(LDCT)篩查肺癌高危人群最終獲得了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USPSTF)的B級推薦。該推薦意見最早於2013年7月提出並公開征求意見,工作組現發表了最終推薦意見。
為此,美國Medicare和Medicaid中心將規定這項服務不得讓患者自行承擔或者共同承擔費用。專家在述評和采訪中指出,廣泛開展篩查可能會引發對LDCT使用不恰當及其相關成本的擔憂。
超過1/3的美國人都屬於現時或既往吸煙者。年齡增加以及煙草累積暴露是肺癌的主要危險因素。
USPSTF將高危人群定義為年齡介於55~80歲且具有30包年及以上吸煙史的重度吸煙者,或者在過去15年內戒煙的既往重度吸煙者。一旦戒煙已經超過15年,則應停止篩查。
此外,也可以基於除吸煙以外的其他危險因素來選擇患者接受篩查,包括職業暴露、氡氣暴露、家族史以及肺纖維化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發病。
鑒於篩查有可能對部分患者 “隻有淨危害,沒有淨效益,或者至少效益大大低於危害”,USPSTF指出對於那些因合並症預期壽命有限的患者,或者不願意或不能接受治愈性肺部手術的患者,采用LDCT進行篩查可能是不恰當的。
其他形式的篩查,包括胸部X線攝片和痰細胞學檢查,由於“敏感性或特異性不夠”,故不推薦使用。
USPSTF的推薦意見主要是基於對2000~2013年發表的多項隨機對照試驗的係統評價,其中包括美國國家肺篩查試驗(NLST)。該試驗納入了超過50,000例年齡介於55~74歲的無症狀成年人,采用LDCT進行篩查後肺癌病死率下降了16%,全因死亡率下降了6.7%。每320例患者接受篩查,就能避免1例癌症死亡;每219例患者接受篩查,就能避免1例全因死亡。
美國耶魯大學的Frank C. Detterbeck博士和Fox Chase癌症中心的Michael Unger博士在隨刊述評中寫道:“在美國,肺癌導致的死亡人數相當於其後三種類型的主要癌症加起來導致的死亡人數,而所有這些癌症都已經有了相應的篩查幹預措施。”鑒於使用LDCT是結構式篩查程序的一部分,並不僅僅是一次掃描,這份USPSTF報告並沒有涉及實施肺癌篩查的許多實際操作內容。
他們寫道,許多不一定屬於高危人群的患者可能會因擔心患上肺癌而焦慮。“這些人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他們不符合篩查標準,篩查也不能提供他們想要的保證,所以他們沒必要接受篩查。”帶有患者教育性質的討論往往可以緩解患者的擔憂,但“這需要專業知識和時間。但妥協直接篩查並不符合標準的焦慮患者會更加容易”。
正如USPSTF所述,LDCT篩查的潛在危害包括假陰性和假陽性結果,包括有可能是偶然發現、診斷過度以及射線暴露。推薦意見稱:“在高質量篩查計劃中,進一步的成像檢查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假陽性結果;不過,部分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有創檢查。”
Detterbeck博士和Unger博士寫道,篩查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能觸及高危人群,但這是一個最不可能尋求篩查的人群,盡管他們意識到自己存在風險。而且,胸部CT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能讓焦慮的低危患者安心的方式。目前尚不確定初級醫療保健醫生是否有時間有技巧給予有關肺癌篩查的建議,也不清楚“醫療保健體係是否願意支持USPSTF的推薦意見”。
第二篇隨刊述評的作者、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衛生政策與結局中心主任Peter B. Bach博士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成本和專業谘詢問題“現在看來很重要,因為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將這些推薦意見與強製保險金掛鉤,這會導致健康保險費自動增加。”
他說,我們需要更加細化的推薦意見,臨床效用應該更高。“淨效益的預期水平或者證據的肯定程度很難達到一致,即便是對於特定人群。”有一些亞組我們有很多理由認為篩查的效益明顯大於其危害,NLST試驗的結果應該對此有所啟發。NLST將肺癌風險分成了5個等級,風險最低的一組有5,276例被視為很可能從篩查中獲益,而風險最高的一組隻有161例。同樣,在評估各風險等級的效益-危害比時發現,風險最低的一組每預防1例肺癌相關死亡就有1,648個假陽性結果,而風險最高的一組隻有65個假陽性結果。
Bach博士說,針對低風險組患者的篩查方案應該被USPSTF列為C級推薦,這就意味著這項服務隻應選擇性提供。
Bach博士在接受采訪時說:“對於低危人群,篩查不應強製納入保險覆蓋範圍。也不應該告訴醫生或患者篩查肯定對於每個人都是一個好辦法,更不應成為醫生、醫院和保險計劃的一項質量標準,而對於‘B’級推薦意見,這一切其實都是可能發生的。”
Bach博士是美國胸科醫師協會(ACCP)和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2013年聯合發布的實用指南的主要作者。這些指南主要基於NLST試驗,建議年齡介於55~74歲且至少具有30包年吸煙史的人群接受LDCT篩查。美國癌症學會也發布了肺癌篩查推薦意見,方案與ACCP/ASCO的建議相同(CA Cancer J. Clin. 2013;63:107-17)。
Bach博士說:“我絕對支持工作組在評估基本健康保險受益項目方麵所起到的作用,但我認為鑒於現在他們手握製定強製政策的權力,他們的工作方式也需要升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