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未病的治療已經逐步形成一種趨勢。古代《皇帝內經》中曾提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如今，美國未病專家戈登·利斯戈認為：慢性未病的治療主要在於抗衰老。

　　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加劇，抗衰老市場在不斷劇增，預計2018年，我國抗衰老市場規模將超過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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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越來越多的省份下發了禁止門診輸液的政策。而且，各地推進“門禁輸”的速度正在逐步加快，作為新醫改中執行難度相對較小的政策之一，相信“禁止門診輸液”成為普遍現象隻是時間的問題。對於產能過剩，產品中標價極低的大輸液行業，這算不上好消息，甚至有點雪上加霜。

　　大輸液曆年來的高速發展，從始創於96年的四川科倫的成長曆程可見一斑。當年建廠、當年投產、當年盈利的四川科倫，第二年月產80萬瓶。2013年，當科倫老總劉革新向美國商人比出三個手指頭時，對方根本不敢相信科倫的年銷量已達到30多億瓶。也就是2013年，大輸液行業的總銷量達到了134億瓶的頂峰，之後兩年，由於醫療行業對抗生素的限製使用，使其用量有所回落、企業產能過剩。同時，比較特殊的招標政策，導致大輸液產品的利潤長期較低。

　　高速發展時受限抗令影響積壓的過剩產能、較低的產品利潤，使得企業對銷量的要求和依賴就很強。然而，如今“門禁輸”政策的全麵推進，無疑會收窄其產能釋放的出口，大輸液行業正遭到來自多方麵、同時的衝擊；承受巨大的壓力。

　　在此情況下，輸液產業將集中得越來越快，一些小企業不適應市場競爭環境，不僅會出局，而且速度還會很快。對照美國、日本和歐洲輸液產業發展曆程，全國可能隻會存留五六家大型輸液企業。即便如此，極低的產品利潤和勢必萎縮的市場銷量，對企業的堅持是一種考驗。在這過程中，必然會有企業主動選擇調整產能和產品結構，讓出部分市場份額，最終挺立到最後的企業，很可能會一家獨大，掌控行業的脈搏。然後，無論是主動尋找機會還是在合適的契機下提高產品的利潤，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似乎也不難做到。這是將來掛吊針漲價的原因之一。

　　“門禁輸”後，一類患者，受長期以來對輸液形成的依賴慣性，在生理和心理上，依然會視掛吊針為治療的首選。即使達不到輸液的標準，在實際操作中，醫生也難以拒絕患者的強烈要求，隻能為其辦理住院手續。另一類遵循不輸液原則的患者，如果口服藥吃了好幾天，症狀沒有明顯好轉，最終還是要選擇輸液治療的話，也是需要住院的。那麼，大量原來門診的輸液患者轉向住院部，在住院部接收能力沒擴容的前提下，床位，必將成為稀缺資源，供求關係決定其價值，屆時床位費很有可能會被炒高，就像現在的專家號被黃牛操縱一樣，難以控製。顯而易見，住院費和可能會被炒高的床位費，將是掛吊針漲價的另外一個原因。

　　除此之外，“門診禁止輸液”後，一方麵出於職業本能，醫生對患者的症狀判斷將更加謹慎；同時，禁止輸液還會對醫生的收入造成一定影響，其中緣由大家都懂。所以於公於私，醫生肯定將會開大量檢查化驗單。檢查費用上升了，口服藥的量也不會太小——平衡“藥占比”嘛。患者進了醫院，首先開一堆化驗，然後是一堆口服藥，如果痊愈還好；假如花了更多的錢、吃了一堆藥、被病痛折磨好幾天依然不見好轉，積怨迸發的結果可想而知——本來就一團亂麻的醫患關係會更糟糕。一刀切掉門診輸液，造成最嚴重的影響非“誤診”莫屬，吃了幾天藥，病情反倒越來越重，盡管這是小概率事件，但也不容忽視。

　　過度的輸液和使用抗生素，會造成隱性並且嚴重的醫療傷害。甚至於對民族基因造成潛移默化的改變。所以，對於門診禁止輸液、杜絕濫用抗生素的政令，想必大多數人是認可並支持的。即使是矯枉過正，也必須承認這是一件好事。

　　然而，這一件於患者而言的好事，在一定時期內，無論如何都會造成患者開支的增加——這對於病號來說，可不算是好事，對於誌在降低患者支出的新醫改來說，這也不是一個好的結果。這種矛盾的現象，顯示了萬事萬物之間相互製約、牽一發動全身的自然規律；顯示了醫改政策在平衡藥價、檢查、醫生之間關係時的搖擺；顯示了近20年間對過度輸液、抗生素濫用的放任，如今苦澀為其買單的因果關係。如果，這一時的苦澀，能為以後的政策製定起到一點啟示作用的話，也還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