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兩起校園傷人案，令“精神病患肇事”如烏雲般聚攏在公眾心頭。

　　12月14日，河南光山縣一鄉村小學22名學生被砍傷，嫌犯閔擁軍被媒體爆出“疑似患有精神病”；同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康涅狄格州，28人在一起震驚世界的校園槍擊案中喪生，而嫌犯亞當·蘭紮被警方證實患有亞自閉症，時常“神經質、粗暴”，曾接受過藥物治療。

　　由精神疾病而致行凶，似乎正在演變為某種“全球病”。

　　“在我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保守估計有1億人以上，其中1600萬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而其中又有約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唐宏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但由於缺乏一套規範、連續的治療和管理體係，相當一部分“散落民間”，成為威脅社會公共安全的“非定時炸彈”。

　　類似“炸彈”，還在一般心理障礙人群中蔓延。

　　“不論對民間所說的‘武瘋子’（即高危精神病人——記者注）還是一般的心理障礙者，一套從家庭到社區、從醫院到公安的社會網絡化幹預機製，都是化解危機的最佳手段。”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分析。

　　但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這一網絡在我國，隻能稱作“蹣跚起步”。

約160萬精神病患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

　　“精神病患肇事”，近年對中國公眾而言，已不是一個新詞。

　　11月29日，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生康紅千被患者用斧頭砍死，嫌犯王某被證實“中度抑鬱發作”，曾“有受害幻想”；9月21日，上海外灘2名女子無端被刺喪生，凶手萬某被證實有精神病史；去年3月“機場刺母案”的嫌犯汪某，被司法機關鑒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這僅僅是全國聞名的事例。

　　央視新聞調查2011年統計顯示：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嚴重肇事案件超過萬起。

　　“目前，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保守估計在1億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約1600萬人，抑鬱症患者已達3000萬人，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中有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的約3000萬人，精神疾病已成為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曾發布這組數字。

　　唐宏宇證實，截至最近，這組數據“沒有明顯變化”。

　　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王紹禮還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回龍觀醫院在全國四個省對1.2億人做的抽樣調查顯示，各類精神障礙總的患病率已達17.5%。

　　中國似乎正在邁入“精神疾病大國”。

　　“像焦慮症、抑鬱症等比較輕的心理障礙，人群患病率分別是5.7%和3%～6%，而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能占到總人口的近1%。”王紹禮說，“後者的臨床表現是：有嚴重的幻覺、妄想，行為紊亂，有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控和社會約束能力。”

　　媒體報道顯示，上述重性精神病患若“放任自流”，將威脅到社會公共安全。“因為約10%的重性精神病患，具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唐宏宇表示。

　　法製網曾刊文提到：我國精神病人實際肇事肇禍發生率約為30%，其中殺人放火發生率約為2.5%，其他危害社會治安發生率約為19%。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科通過對1515例精神病刑事鑒定案分析後發現，侵犯人身、侵犯財產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是精神病患“排名前三”的肇事肇禍行為，占94.1%。如果精神分裂症實施社會危害行為，發生人身傷害事件的可能性將會在50%以上。

　　“社會轉型時期，誘發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不止重性精神病患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個人的一點挫折，也可能點燃一般心理障礙者的‘炸藥包’。”李玫瑾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從她的經驗判斷，2010年前後，因精神疾病而引發的殺親、濫殺的案件在持續增加。“就國內外總體情況看，在重大刑事案件中，有約1/10的案犯多少在心理或人格上有些問題。”

　　王紹禮認為，這部分人看似“正常人”，如果不加以幹預，同樣可能是公共安全隱患。

醫院難以收全“非定時炸彈”

　　接連發生的惡性事件引發公眾擔憂，而《刑法》第18條又特別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製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

　　“一個精神狀態異常的人，平時誰來發現和幹預？一個人若犯了罪，是不是自稱精神病就能免責？”不少網民質疑，目前，社會對精神病患處於“事前沒人管，事後管不了”的尷尬狀態。

　　李玫瑾告訴記者，在判定這部分人的刑事責任前，司法機關會對其進行精神鑒定，“根據其作案行為來斷定‘是否有辨認或控製能力’，如果作案時上述能力均正常，嫌犯一樣要承擔刑事責任。”

　　但媒體報道卻顯示，近4成精神病患作案時確實“控製能力缺乏”。“可見，相比案發後‘亡羊補牢’，不如事先做好治療和監管，尤其是治療——它是最好的預防手段。”唐宏宇說，但當前精神病患的就醫情況“很不樂觀”。

　　王紹禮給記者提供了這樣一組數字：根據對1.2億人群的調查，以精神分裂症為主的精神病性障礙中，有約27.6%“從未接受過任何治療”，有12%“僅求助於非精神科醫生”，總體就醫率僅有60%。

　　“而除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他精神疾病患，九成以上沒有主動就醫。”他說。

　　即便對民間口中需要強製住院的“武瘋子”而言，病床和醫生數缺口也是繞不過去的坎兒。

　　今年10月剛頒布的《精神衛生法》第30條規定：當就診者被診斷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並且已經發生傷害自身/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時，要對其實行住院治療。

　　但2012年中國衛生統計提要顯示，全國精神科病床在2011年僅21萬餘張，占全部病床數的不足6%。“據世界衛生組織評估，每萬人口的精神病床數最低要求是1.48張，我們連最低配置都沒有達到。”王紹禮說，“此外，目前全國精神科醫生隻有兩萬人左右，每10萬人的精神科醫生數的世界平均水平是4.15個，而我們的全國平均水平僅1.46個。”

　　這一切意味著，即便是重性精神病患者中，也隻有極少數能住院治療。記者按一年出入精神科醫院80萬人次估算，超過9成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間”。“散落民間”的危害不言而喻。

　　陝西一位基層民警曾向媒體稱，他根據多起案例分析，造成惡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傾向的青壯年。王紹禮也確認：“這部分人肇事的特點在於突發性、不可預見性和殘暴性強，增加了有肇事肇禍傾向的精神病人服務和管理的難度。”

　　高昂醫療費曾被認為是一大入院“門檻”，但多位專家向記者證實，在病情穩定期，一年所需治療費不到2000元，即使用最好最貴的藥，每年也不過2萬～3萬元。

　　但在一些相對貧困地區，由於觀念和財力所限，精神病患被“居家關鎖”或“流落街頭”等現象，仍在不時上演。

“病能有醫，瘋能有控”是一種公共責任

醫院之外，社區、公安等能否肩負起管理之責？

　　“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比有些國家的總人口還多，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有些完全可以通過社區進行接治、管理。”唐宏宇表示，“而且，對精神病患的幹預是一個持續過程，不能‘一入院就穩定、一出院就放羊’。長期隨訪、跟蹤、管理機製，隻有社會力量能做到。”

　　有關數據顯示，精神病患中，有80%需要終身康複治療。而由於缺乏持續性和前瞻性，往往出院後又出現傷害行為，“而且比第一次還要重，直到不可收拾”。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監管僅靠親屬遠遠不夠，需要政府將這一群體的救治納入國家公共衛生投資的視野，真正幫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別是重性精神病人實現‘病能有醫，瘋能有控’。”多位專家呼籲。

　　在王紹禮眼中，最理想的模式應該是：患者發病時，第一時間到專門醫院接受規範治療；待兩三個月病情穩定後，一步步轉到康複醫院；最終，轉到社區去。“這裏，每個環節都應該是‘無縫交接’的，確保病患的信息在各家機構間順利傳遞，並有專門機構、專人負責管控。”

　　為此，衛生部在2006年，就已牽頭啟動了“醫院社區一體化”試點。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常務副主任馬弘介紹，截至2011年4月，這一針對重性精神病患而確立的管理模式，已覆蓋了全國160個市（州）、674個區縣、3.3億人口。為28萬例重性精神病患登記、建檔，肇事率也從最初的4.8%，下降到第5年的0.5%；肇禍率從1.5%下降到零。

　　“對精神病患的管理最終是要回到社區，以社區管理為中心，這是趨勢。”唐宏宇認為。

　　各省區市也在做類似嚐試。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詢看到，江西、福建、湖南、吉林、浙江等省，均在走各部門“協同作戰”之路。以江西為例，今年財政撥出660萬專項資金，用於重性精神病患的收治管理工作。其公安機關通過分戶走訪、摸底，“排查”此類人群，並進行信息采集、風險評估、落實監護責任等工作；衛生部門負責肇事肇禍精神病患的監測，督促醫院做好鑒定、收治和管控工作；民政部門負責流落社會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及送返原籍……

　　在一些省區市，還為貧困重症病患設立了“住院救助基金”。

　　“整個協作網正在建設，但還沒有建成。各級醫院的功能、定位不夠清晰，醫療機構之間、醫療機構與社區之間沒有很好地銜接，雙向轉診通道還沒有完全理順。”這是王紹禮概括的當前“弊病”。

　　他認為，醫院為這類病患建立信息庫後，即使其出院回家，“社區管理者也能第一時間接到信息，迅速去跟蹤隨訪”。但由於社區力量跟不上，財力投入有限，“目前，即使在北京，我們能做到的也隻是把病人信息通知到當地精神衛生防控部門去，能不能‘落地’不敢說。”

　　李玫瑾還強調，幹預不應止於重性精神病患，抑鬱、焦躁等一般心理疾病也應被納入。

　　有心理醫生曾提示：“如果社區都能建立一個心理幹預機構，如果案發前，當事人或鄰居能有渠道給社區專業人員打個求助電話，也許很多悲劇就不會發生。”

　　李玫瑾認為：“精神出現異常的人，最先發現的應是他的家人，如果家庭失去功能，鄰居及社區人士往往能夠發現，他們要及時送病患去醫院或報警。如果醫院在接診每一個病人後能建立定期回訪製度，公安機關在處理每一疑有精神問題的嫌疑人案件時，能夠及時與醫院進行聯係溝通，就能建立家庭、社區、公安、醫院協作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