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酒精均被視作疾病和創傷的重要原因，但在HIV和毒品使用研究中酒精卻往往缺席。在HIV全球流行的背景下，酒精由於無處不在而較易被人們忽視。危險性飲酒在HIV重度流行國家相當盛行。在南非，每5位性行為活躍的成人就有一位為HIV陽性，此地人均酒精銷售量也處於全球最高水平。在東歐和亞洲，吸毒者和其他邊緣人群的飲酒行為是有效預防HIV感染的額外障礙。
許多研究顯示，對於HIV感染相關性，飲酒與包括無保護性行為、多性伴和商業性行為在內的危險行為不分伯仲。飲酒的場所也與HIV感染風險有相關性。酒精的特性提示飲酒與危險性行為相關，其對心理和社會的影響似乎也有一定作用。
對導致危險行為和HIV易感性的結構及環境因素進行幹預具有重要意義。由於酒精在大多數國家是合法的，並且多在社會公共環境內消費，因此飲酒場所為預防HIV感染的結構性幹預提供了較多的機會。在美國同性戀酒吧實施的幹預措施在上世紀90年代顯示了積極效果，但遺憾的是上述幹預在其他國家未得出相似結果。更為成功的幹預措施則將HIV感染預防服務植入高危飲酒場所，力圖在多層次改變個人行為、調整社會規範並修正HIV感染預防政策。這種綜合幹預措施在使用避孕套以及後續性行為傳播感染減控方麵發揮了顯著作用。
危險性飲酒往往被認為主要影響男性，但很多女性也受到飲酒的危害。在飲酒場所服務的女性不僅自身飲酒風險增加，進行無保護性行為和感染HIV的風險也有所升高。伴侶飲酒可增加女性遭受性暴力的風險。如果不明確性別差異，減少酒精相關的危險性行為的嚐試將隻會取得部分成功。未來需要更多整合性別因素至項目計劃的試驗，這可能會為HIV和藥物濫用研究提供有價值的經驗。
2010年7月20日《柳葉刀》（Lancet）雜誌在線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