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7-30日，由國際全身性感染論壇組委會（ISF）與中國醫師協會重症醫學醫師分會、中國病理生理學會危重病醫學專業委員會(CSCCM)、北京醫學會危重症醫學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的“2011國際全身感染論壇、中國危重病醫學大會暨北京醫學會重症醫學年會”在國家會議中心召開。
值得指出的是，本屆會議不僅展現了該領域的最新進展和臨床診治規範等學術進展，而且特設了臨床醫師關注的“如何麵對醫療工作中的突發事件”專家討論專場。討論主題為，醫務人員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是否需要繼續承擔治病救人的責任、是否鼓勵醫務人員與患者共存亡，以及火災時，如何判斷是否需要撤離人員、誰負責判斷、如何實施病員的撤離等。專家們對此展開激烈討論。本報記者現擷取諸家之見展現於此，以期待類似醫療突發事件的處置更具理性、人性，相應的法律環境更加健全。
事件回顧
2011年8月24日22時許, 上海寶山區寶鋼醫院手術室突發火災, 一名正在接受截肢手術的全身麻醉病人不幸身亡，6名醫護工作者生還。
由於手術室所在位置係外科病房大樓裙房, 大量住院病人紛紛撤離, 期間幸未造成其他人員受傷。
由此想到，若同樣或類似的事件發生在重症監護病房（ICU），ICU醫護人員應如何處置。
CSCCM網上調查
報告者 ：北京協和醫院 杜斌
參與調查者
參與調查人員共305人，89%為ICU工作者，其中男性占2/3，女性占1/3，年齡分布以30~40歲為主。
調查結果
結論
•83.3% (n = 254)認為醫務人員應當甄別病情較輕的患者, 但76.7% (n = 234)認為無法準確判斷預後。
•84.9% (n = 259)認為轉運重症患者會影響輕症患者的撤離, 84.0% (n = 256)認為轉運使用的氧氣可能危及其他人員安全, 但仍有45.9%~ 62.6%認為應當轉運所有患者。
專家討論
主持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複興醫院院長席修明 解放軍總參總醫院急救部主任馬朋林
參與討論專家：北京人民醫院ICU 安友仲教授、上海長征醫院急救科陳德昌教授、北京協和醫院MICU杜斌教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康焰教授、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鄧利強律師和北京海澱法院溫勇法官
討論問題：
1.醫生自身安全受威脅的情況下是否仍有繼續救治患者的責任，醫務人員是否應與患者共存亡？
2.誰負責在險情發生時判斷該轉運哪些患者？
3.如何在險情發生時轉運患者（水平轉運和垂直轉運），患者應被轉往何處？
醫師觀點：
“從職業道德上講，醫師有照顧患者的責任和義務，但不重視客觀情況的蠻幹並不可取，轉運實施方案有待探討。”
陳德昌教授：醫師和患者的生存權是相同的，因此從法律角度上講醫師可以為了自身的安全離開；但是從職業規範講，醫師有照顧患者的責任和義務，因此醫師擅離職守將受到醫院處分。在判斷救人可行性後采用合適方案，或者救出患者一起離開，或者自己離開。我認為，應當從法律層麵對醫師在不可抗力發生時應采用何種措施進行規範。
安友仲教授：“醫跑跑”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道德問題。現在輿論導向是威力巨大、不負責任、扭曲的，而不是客觀公正的。
在麵對自然災害時，關於搶救患者的可行性已經被輿論扭曲，不考慮客觀情況的蠻幹是缺乏科學性的。該事件值得反思之處在於，一是如何教育醫師采取措施，二是醫院在建設上應考慮ICU患者在自然災害中轉運問題。
康焰教授：從醫師角度考慮，（誰應留下）應根據當事者職位而定。職位越高者（如ICU主任、護士長）越應當留下來，因為其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
並且，製定消防預案且不斷演練是應對突發事件的重要方法。轉運原則是優先轉運最容易轉運的患者，盡可能地爭取轉運更多的患者。對於水平轉運（同層轉運）和垂直轉運，我讚成前者，原因在於ICU患者所需輔助儀器較多，水平轉運可保證同時轉運患者及維持生命的儀器設備，轉運離開危險區域後關閉防火門，可以達到緊急避險目的。
杜斌教授：我認為，在轉運ICU患者時，應以水平轉運為主，因其相對簡單易行。然而，如果水平轉運不能達到緊急避險目的時，則應考慮垂直轉運，此時可考慮采取窗外懸掛式轉運等方式。
法律專家觀點:
“當醫務人員受到自然災害威脅時，可以依據“緊急避險”原則選擇損害較小的方式處理，強迫醫師與患者共存亡是不理智的。但如果避險過當，則可能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鄧利強律師：當醫務人員自身受到疾病威脅時，依據《傳染病法》、《醫師法》，醫務人員有義務為患者提供恰當的醫療服務。當醫務人員受到自然災害威脅時，可以依據“緊急避險”原則優先選擇損害較小的方式處理，沒有法律條款要求醫師在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不可以避險，強迫醫師與患者共存亡是不理智的。但《急救法》剛剛立項，目前沒有可能從法律上界定自然災害發生時醫師的責任。
在轉運時，應當轉運更有生存機會的患者。如果召集家屬參與轉運患者而家屬受傷或死亡，醫師要承擔法律責任。
溫勇法官： 刑法第21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對於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當事人不負刑事責任。緊急避險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損害，當事人應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但關於避免本人危險的規定，不適用於職務上、業務上負有特定責任的人。例如，人民警察在公民人身受到侵犯時，應當立即救助。
同樣，《傳染病法》第39條 醫療機構發現甲類傳染病時，應當及時采取下列措施：①對患者、病原攜帶者，予以隔離治療，隔離期限根據醫學檢查結果確定; ②對疑似患者，確診前在指定場所單獨接受隔離治療; ③對醫療機構內的患者、病原攜帶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在指定場所接受醫學觀察和其他必要預防措施。
《執業醫師法》第22條規定，醫師應盡職盡責為患者服務。然而，醫師不是消防員，火災也不是疫情，故醫師在火災發生時避險是合理合法的，但是由於自身緊急避險造成患者傷亡的，要進一步判斷避險是否過當，如果避險過大，也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避險得當則可免受刑事處罰。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行為人的結果、過程，以及二者之間有無因果關係都須反複考衡，其中無過錯賠償是當事人雙方均無過錯，但考慮到公平原則，對利益受損方進行賠償。
席明修教授在總結時說，災難麵前如何選擇——職業道德要求領導者必須要對所有人負責，這是個人的追求，而不是法律的規定；應當不斷提高醫務人員的個人修養，特殊情況下組織預案的實施；醫生主要考慮的應當是如何救治病人，而不是法律要求我如何做。目前備受輿論指責的道德淪喪並不是醫生這個職業的獨特現象，而是許多職業不被信任的源頭。以後的研討會應當更多地關注倫理、法律教育，而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