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華心血管病雜誌編委會成員在湖北沙市
1991年，邵耕教授參加日本大動脈炎學術會議
1992年，北京心血管疾病講座
“心髒監護室的建立使急性心衰患者住院死亡率大幅降低。”
邵老回憶說，國外開展心髒監護室比國內早得多。1972年，原衛生部提出，在醫學領域要全力防治肺心病、高血壓和冠心病，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力開展冠心病研究拉開序幕。當時，北京市成立了冠心病協作組，由北京阜外醫院牽頭，共17家醫院參加。當時，協作組代表們除了經常在會議上討論冠心病診療方案外，還做了一項很要緊的工作，就是把17家醫院所有急性心梗患者的病曆資料都通過填表格的方式記錄下來，1年後進行總結，討論如何進一步提高心梗診療水平。北京地區冠心病協作組對我國急性心梗診斷和治療的規範化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心髒監護室剛成立時，設備很簡陋，除了除顫器，隻有一台心電圖示波器，由專人24小時輪班監護患者心電圖，觀察病情變化，並定時測量血壓，當時能做到的隻有這些。盡管如此，監護室在當時還是發揮了很大作用。據統計，冠心病監護室建立幾年後，北京市急性心梗患者住院病死率由27%下降到17%。在此之前，急性心梗主要死亡原因是猝死和各種心律失常;監護室建立後，由於專人的嚴密監護，一旦患者出現嚴重心律失常就能得到快速處理，因室顫、房室傳導阻滯等原因死亡的患者大大減少。之後，心髒泵功能衰竭――主要包括心衰和心源性休克，成為首要死因。
首先是心衰。邵老介紹說，漂浮導管技術的應用使心衰患者死亡率降低。當時，為了了解急性心梗的血液動力學特征，在監護室會對每例急性心梗患者都常規做漂浮導管。心衰最早期表現為左心排血量下降，導致左心室舒張末壓升高，從而引起肺小動脈楔壓(PWP)升高。在心衰早期臨床症狀還不明顯的時候，通過漂浮導管測定PWP可以反映左心室舒張末壓，一旦升高馬上進行抗心衰治療，阻止心衰進一步發展。左心室舒張末壓升高後，腎素-血管緊張素及交感神經係統興奮，周圍組織阻力升高，鈉水瀦留，進而加重心功能惡化。當時心衰治療藥物主要是周圍動脈擴張劑硝普鈉，由於其舒張血管能力很強，應用劑量須非常準確，必須由醫生在床邊守護，隨時測量血壓，精確調整滴速，保證血壓保持在合適水平。硝普鈉對心衰的治療效果是立竿見影的，適量應用時周圍阻力迅速下降，PWP也隨之降低，肺部音和呼吸困難立即減輕。所以，直至現在，血管擴張劑還是作為心衰的主要治療藥物。漂浮導管技術開展以後，住院心梗患者中因心衰死亡者大幅下降，總體住院病死率又進一步由17%下降到13%~14%。邵教授認為，心髒監護室的建立是心血管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
急性心梗患者死亡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心源性休克，死亡率高達80%。心源性休克由廣泛梗死引起，急診搭橋是當時唯一的搶救方法，但即使進行手術，死亡率也高達60%。心源性休克這個難題的解決是後話，是在介入治療和溶栓療法在臨床應用之後。隻要心梗發病時間在6~10小時內(3~4小時內最佳)，醫生就可以對患者進行溶栓、通過置入支架或搭橋手術及時進行血運重建，阻斷心肌大麵積梗死，這就從源頭上使心源性休克的發病率下降，同時使心源性休克的病死率大幅降低。
說到介入治療，邵老肯定地說，它是醫學的偉大進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良現象。目前存在的少數支架濫用現象，不是醫德問題，也不是醫生知識水平所限，而大多並非醫生個人所願。一些醫院為了增加收入，存在介入手術“按指標分配”的現象。說到這裏，邵老有些激動，他痛心疾首地說：“中國的醫生在高強度工作壓力之外，還要被醫院逼迫做違心事，這樣的問題何時才能解決?”
“關於血脂正常上限的設定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醫生如何看待這些數據題。”
在冠心病發病的各種危險因素中，除了年齡、性別無法控製，其他如高血壓、高脂血症、糖尿病等都是可控的，其中血脂在冠心病發病中的作用尤其重要。1983年，邵老在原北大醫院進行了血脂研究，主要研究飲食控製對血脂的影響。研究在一家工廠進行，檢測了1000多名工人的血脂水平，之後研究團隊與中國醫學科學院營養研究所合作，擬定食譜，把高脂血症工人分成兩組，一組按照食譜飲食，一組普通飲食。觀察1年後，研究發現健康膳食確能明顯降低血脂。邵老指出，防治冠心病，控製血脂非常重要。高脂血症治療的第一步一定是飲食控製，這可以控製部分程度較輕的高脂血症。飲食治療控製不佳時再加他汀類降脂藥物。既往認為，冠心病、動脈粥樣硬化造成的血管損害是不可逆的;而現在的觀點是，冠心病患者經過良好的危險因素包括高脂血症控製後，某些早期血管病變可以逆轉。
根據統計學方法，在各方麵檢查無異常的人群中測定血脂，取均值(±3個標準差)就是血脂“正常”值。這種定義血脂正常值的方法在統計學上是成立的，但是在臨床上存在的問題在於，醫生應該如何對待這一正常值。為了證明這一觀點，邵老拿自己舉起了例子。“我本人無高血壓、不吸煙、不喝酒，但從年輕時總膽固醇水平一直在210~230mg/dl(正常高限)左右，這是唯一可能的心血管危險因素。我在大約70歲時出現勞力性心絞痛，心電圖運動試驗陽性，心肌核素灌注顯像示右冠脈供血區域缺血。後來我開始服用他汀類藥物，把總膽固醇控製在160~180mg/dl。一兩年後，我的症狀竟然全部消失，各種檢查也顯示之前的病變血管已恢複正常。我的例子證實了冠心病是可逆的。”邵老還介紹說，目前已有研究證實，血清總膽固醇水平為160~230mg/dl時，冠心病發病率與膽固醇水平呈平行上升趨勢。
“在中國，醫療改革勢在必行。”
邵老說，中國醫生每天接診的患者數量是國外醫生的幾倍甚至十幾倍，龐大的就診人群讓醫生無暇與患者深入溝通，更別提在精神上安慰患者。目前中國醫療製度應該大幅度改革。首先，要回歸公立醫院的公益性，以避免醫院為增加收入而開大方子、做不必要檢查。其次，我們要學習國外，發展全科醫生，推進分級診療。實行分級診療可以為大醫院分流，使醫療資源合理分配。中國的醫療製度改革任重而道遠，不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醫療現狀很難改善。
“醫生雖然辛苦，但我還沒做夠。”
在采訪最後，邵老對年輕醫生提出了幾點期望。首先，他再次強調，要重視物理診斷，這是醫生的基本功，應該下功夫努力學習。物理診斷的特點是，醫生必須遇到某一類患者才會見到相應體征，所以要不斷學習。作為一名心髒專科醫生，應該經常複習專業的物理診斷書籍，才能不斷提高水平。
我國處在轉型期，以前國外有什麼新技術我們都會模仿，現在看來隻會模仿是不夠的，要由“中國製造”發展為“中國創造”。醫學也是這樣。迄今為止，中國人對世界醫學甚少原創性貢獻，所有藥物、器械、診斷方法都在學習國外。年輕醫生在平時工作中要多問“為什麼”，要有刻苦鑽研精神，要為世界醫學做出貢獻。
“醫生是最辛苦的職業，也是最有意思的職業，永遠有未知等著你，驅使你不停學習、不停前進。如果人真有下輩子，我還是會做醫生。這是真話。”在說最後幾句話的時候，92歲的老人高興得像個孩子。(本文由劉娟根據邵耕教授口述整理，邵耕教授審閱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