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耕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心血管內科專家。在他60餘年忙碌的醫生生涯中，邵老一直從事心血管病的臨床治療及研究工作。他醫德高尚、嚴於律己，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醫生。今天，讓我們走近這位92歲的老人，聽他講述那個年代的故事。
幾十年來，心血管診療新技術的發展讓人欣喜。但醫生在臨床中不能過分依賴冷冰冰的儀器，視、觸、叩、聽的物理診斷基本功不能丟。
希望年輕醫生能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多思考，多創新，將來有一天為人類醫學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醫生是最辛苦的職業，但同時也是最有意思的職業。如果有下輩子，我還想做醫生。
――邵耕教授
“作為一名心髒科醫生，物理診斷是基本功。”
見到邵耕教授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邵老一開始便聊起了自己在解放前投身革命的經曆。1947年，正是解放戰爭激烈時，國內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學生運動，從上海開始，迅速影響全國。那時，邵老是原上海醫學院四年級班長，因帶頭參加學生運動被開除。之後，由於解放區亟需醫務人員，他便與當時同樣因為參加學術運動被開除的十幾個學生一起，跟隨中共地下黨組織來到晉冀魯豫邊區投身革命，在河南武安(半年後醫院遷往山西長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與敵人展開麵對麵鬥爭。
回憶起當時的醫療條件，邵老隻用“艱苦”二字來形容。那時醫院設備雖然簡單，各種操作卻很規範。邵老在醫院一待就是3年，接診的主要是傳染病和地方病患者，如天花、黑熱病(由利什曼原蟲引起的地方傳染病)、梅毒、瘧疾、骨軟化症等。當時條件所限，隻能進行很簡單的化驗，主要依靠醫生的視、觸、叩、聽進行疾病診斷。那時練就的堅實物理診斷基本功對邵老影響巨大，他以後幾十年的從醫生涯都從中受益。
邵老略沉重地說，現在臨床上大多是儀器檢查占主導，即使在一些大醫院，許多年輕醫生的物理診斷基本功也讓人擔憂。
1991年，北京阜外醫院溶栓會議，邵耕教授發言中
有人說，是因為新技術和新儀器發展太快，造成了醫生物理診斷基本功的下降，但其實在國外並非如此。相反，國外醫生有了先進儀器輔助後，反而會思考如何提高物理診斷水平。
邵老接著講了一個令他至今難忘的故事。改革開放初，有一位美國舊金山大學的老教授到原北大醫院查房。當時有一位風濕性心髒病、嚴重心衰患者。老教授通過頸靜脈視診,指出患者有嚴重三尖瓣關閉不全。當時整個科室的人都非常意外，因為他們在反複心髒聽診中並沒有發現三尖瓣區雜音。後來，這位教授說，嚴重三尖瓣關閉不全是沒有雜音的，但可以通過頸靜脈“搏動”確診，即心髒收縮時，頸靜脈明顯充盈;心髒舒張時，頸靜脈塌陷。後來,超聲檢查(通過雙氧水產生氣泡)證實了這位老教授的診斷是正確的――心髒血流中的氣泡在收縮期回流到上腔靜脈和下腔靜脈，舒張期又回流到右心室。邵老說，這次查房對他的影響非常大，他意識到國外並未因為有了先進的檢查手段而荒廢物理診斷，而是幫助改進了物理診斷，這促使他更加重視物理診斷的學習。邵老認為，作為一名專業的心髒科醫生，應該熟練掌握物理診斷技能，因為這是重要基本功。麵對患者，醫生首先應進行視、觸、叩、聽，通過物理診斷確定方向後，再有目的地進行更深入的檢查，而不應該“撒大網”，無的放矢。
“心導管技術的引入對先心病外科手術的開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邵老介紹，國內的心導管技術是由北京協和醫院黃宛教授從美國引入的。黃教授1947年到美國學習，主攻心電圖和心導管技術，解放後回國。1955-1956年，黃教授受原衛生部委托，舉辦了國內第一個心導管技術學習班，並擔任主講。當時全班共有來自全國的十幾名醫生代表參加學習，主要教授內容是右心導管技術，左心導管技術還未開展。邵老代表原北京醫學院參加了學習班，與他同期參加學習的還有翁心植教授、陳灝珠教授等。培訓結束後，接受培訓的醫生就回到各自醫院，帶頭開展心導管技術，中國的心導管技術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發展的。
許多心血管疾病的診斷都離不開心導管技術。邵老說，20世紀50年代還沒有超聲心動圖檢查，可用的輔助檢查手段隻有心電圖。對於先天性心髒病(先心病)的診斷，醫生隻依靠心電圖和體征沒有十足把握，所以心髒外科根本無法開展。隨著心導管技術的開展，先心病的診斷水平大幅提高，心髒外科手術也隨之展開，這是心導管技術帶來的最重要改變。另外，右心導管技術還可以用來監測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的血液動力學變化。但由於右心導管技術的實施需要X光輔助，操作受限，後來逐步被漂浮導管取代。尤其是今天，隨著超聲心動圖、磁共振等檢查的發展，右心導管的應用就更少了。但在當時，右心導管技術對先心病手術的開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邵老認為，黃教授對國內心導管技術的發展貢獻是極大的。
邵老還記得，當時實施一次心導管術相當困難。先心病的診斷需要從上腔動脈、右心房下部、右心室上部、肺動脈等多個部位取血，然後分別測定血氧飽和度，並測量心內各部血壓。在邵老的印象中，測定血氧飽和度的標本製作全靠醫生自己動手，做1例心導管術檢查就要耗費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時間，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