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接觸隔離是隨著對其他耐藥菌的擔憂而展開進行的，沒有先前的證據支持。VRE接觸隔離是有爭議的，由於缺乏高質量的數據和矛盾的研究設計，推薦意見被擱置。越來越多的數據強調接觸隔離對病人預後的有害影響，包括對病人心理的影響、住院時間長短的影響、病人接受調研和治療的影響。
針對VRE定植上升，加強監控、隔離病人、電子標注再入院的定植病人、改進環境清潔方法使用過氧化氫蒸氣(HPV)和漂白粉溶液，通過增加這些目標性感控措施，VRE發生率從每一千人入院的1.5下降到0.5。
另一方麵，對入住單獨病房的血液病人中止接觸隔離，此項研究前後的VRE血流感染率沒有明顯差異。幹預前，VRE分離株經過分子鑒定，VRE是散發的。為期3年的後幹預期中的最後6個月，用洗必泰洗澡，係列分析顯示對VRE發生率沒有明顯影響。
然而，加拿大一個研究，對VRE持續存在的病人放棄篩查和接觸隔離的醫院進行比較，中期數據發現所有醫院VRE血流感染上升，但上升率最高是在非篩查醫院，最終結果還須等待。
用洗必泰浸泡的毛巾擦浴已經顯示能減少ICU環境VRE定植和感染;然而最近體外研究發現，暴露在次極小抑菌濃度的洗必泰中，屎腸球菌分離株的VanA的VanR依賴性上調。ICU病人隨機交叉研究發現，洗必泰洗浴與肥皂和水標準洗浴法比較，血流感染沒有明顯的差別，由於缺少盲法和住ICU相對短，研究結果值得懷疑。最近對評估洗必泰洗浴對多重耐藥菌影響的臨床試驗所作的meta分析顯示，支持使用洗必泰洗浴。
一項有關加拿大9家醫療機構的研究顯示，盡管實施了抗生素管理策略和增進環境清潔措施，從普通入院篩查到僅作高危組病人篩查的改變，VRE血流感染沒有變化。
環境去汙
VRE在醫院環境中生存下來，與占據病房密切相關。加強病房環境清潔，能減少傳播的風險。
最近一個有關紫外線清潔係統的隨機對照試驗的結果顯示，明顯減少VRE定植和感染，而新的“不接觸”技術包括紫外線燈和HPV正在評審之中。
需要熒光標記來評估的微纖維和水蒸氣技術，在澳洲ICU能明顯減少VRE的傳播;然而，這項技術由於人員調動而終止。
在英國進行的有關HPV房間消毒聯合醫院範圍內的改進手衛生的單中心研究顯示，明顯減少每千病人日VRE的感染率(0.21-0.01)。而對MRSA和艱難梭菌的作用不那麼明顯。
去定植
主要使用杆菌肽方案的高危病人去定植的努力，隻產生短暫的效果。4例肝移植病人，用聚乙二醇腸道準備的新策略，然後口服利奈唑胺和達托黴素，接著口服鼠李糖乳酸杆菌，其中2例VRE清除分別達到62天和107天，另兩例此方案失敗。
VRE侵襲性感染的治療
利奈唑胺和達托黴素是治療VRE感染的最主要藥物，經FDA批準用於菌血症。一個大型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使用達托黴素，甚至平均劑量5.9mg/kg, 明顯改善生存率，更快速清除病原菌。
由於這些藥物的療效肯定，隻對屎腸球菌明顯有效的藥物奎奴普丁-達福普丁，2010年被FDA批準撤離市場，替加環素一般僅用於治療失敗的病例。
VRE心內膜炎可以用利奈唑胺或大劑量(10-12mg/kg)的達托黴素，並聯合氨基糖苷類或β內酰胺類，因為有許多病例報告用達托黴素單藥治療失敗。
VRE對利奈唑胺耐藥和達托黴素耐藥已有報道。另外，62例VRE血流感染回顧性研究發現，根據多變量分析，無論達托黴素初始劑量，分離株的達托黴素MIC3-4mg/l, 明顯與抗菌治療失敗相關，敏感性根據歐洲抗生素敏感試驗標準委員會製訂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離株通過微量肉湯稀釋法測定達托黴素的MIC小於2mg/l，但E試驗值較高。
泰地唑胺，一種新的惡唑烷酮類抗生素，2014年被FDA批準用於皮膚和軟組織感染。一個最新研究評價泰地唑胺體外抗菌活性，發現MIC904mg/l, 包括10例利奈唑胺耐藥的VRE分離株。至少四次稀釋MIC值低於利奈唑胺的MIC,目前缺乏泰地唑胺治療VRE的臨床數據。
其他抗生素包括脂糖多肽、達巴萬星、奧利萬星。達巴萬星用於導管相關血流感染，有效性87%，但樣本小、數據有限，這是體外試驗唯一有效的治療VanB基因型腸球菌的抗生素。
奧利萬星有效治療了一例複發性人工瓣膜感染屎腸球菌性心內膜炎，並經達托黴素、替加環素、利奈唑胺治療失敗的。
在體外試驗中，β內酰胺類與達托黴素有協同作用，特別是頭孢洛林，盡管這不是類屬效應，頭孢唑林和頭孢噻肟沒有作用。達托黴素聯合氨苄西林或頭孢洛林成功在兩例病人中使用。
杆菌肽，主要用在VRE去定植的嚐試，近來在一例粒細胞減少白血病患者並發VRE菌血症使用，此前用替加環素、利奈唑胺、奎奴普丁-達福普丁治療失敗。菌血症治愈，但病人後來死於其他原因。杆菌肽在菌血症中的使用未見其他報道。
討論
1990年代以來，VRE成為醫療機構流行菌群的一部分和醫療機構相關感染的一個原因。那些曾經遭受MRSA感染的國家，在預防MRSA流行，取得成功;如果VRE成為新的威脅，理所當然要采取強而有力的措施。而且，經質粒介導產生耐萬古黴素金黃色葡萄球菌的確認，進一步支持這些運動，積極預防感染的發生。
VRE出現的原因有細菌在醫院環境中存活時間的延長和無症狀定植患者成為大型細菌庫。另外，在1990年代，因抗生素治療的限製，感染性疾病的後果更大。
現在我們有了20多年的經驗，有充分的理由使預防特殊感染的策略容易操作。在相互競爭的時代，特別是產碳氫酶腸杆菌為主的革蘭氏陰性菌耐藥的時代，確保橫向感染預防措施的強化落實，這比特別針對特殊病原菌更合理。
如果標準預防措施能得到有效的落實，應該能防止VRE感染的發生。標準預防措施聯合抗生素管控應該把細菌定植最少化。有證據顯示，即使沒有標準預防措施的情況下，利用有關積極監控的知識，臨床感染率也不一定上升。
而且，與1990年代相比，我們有幾個治療用的抗生素可選擇。
由於我們的認識不充分，並且醫療機構改變了VRE流行的規律和治療的選擇，十餘年間沒有指南，甚至沒有專家共識，導致VRE防治方法的混亂，這是可以理解的。個別醫療機構勉強將無用的方法轉移到VRE的預防上。然而，由於最近20多年來我們的認識明顯提高，各國和各醫療機構應及時的重新審視他們的方法，製定合理的政策應對VRE感染率的上升和其它多重耐藥菌的出現;應及時審視他們為感染防控提供資源的能力，包括特別監控和隔離房間。在這方麵，日益盛行的觀點是針對糞跡的努力，例如消毒液洗澡、加強環境清潔，可以阻斷更廣泛的傳播途徑，獲取感染防控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