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國良教授於196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他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從事冠心病介入診療及研究工作，作為先驅者之一，他見證並參與了冠心病介入治療由萌芽到成熟的蛻變。這中間經曆了怎樣的風雨波折，讓我們來聽賈教授講述他的所見所思。

        心髒介入不僅是一種治療手段，也是一門藝術。介入醫生首先要掌握基本操作技術，此外還要有足夠的耐心和細心。怎樣讓更多患者能治病、治好病、少花錢，這是所有心血管醫生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們要尊重每一位患者的生存權和幸福權。

        這些年我總共做了一萬多台心髒介入手術，從――死亡邊緣成功搶救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至少四五千例，這是我這輩子當醫生最欣慰的。

        ――賈國良教授

        風雨30年，我們這樣走過

        在艱難中起步

        回顧我國心血管領域發展曆史，賈國良教授說，進步最快的就是最近30年。1968年，在賈教授還是醫學畢業生剛進入心血管領域時，大內科還是消化和呼吸的“天下”，在各個醫院心內科都是“小科室”。心血管疾病，無論是高血壓、冠心病、心律失常還是先心病，都缺乏有效治療方式。心內科醫生往往隻是做診斷、用藥物控製或緩解患者症狀。直到1977年，格林奇希(Grutzentig)在瑞士完成世界首例經皮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PTCA)，介入心髒病學新紀元從此開啟。在此之前，心血管疾病治療都是“外科醫生的事”，而此後心內科醫生應用器械介入到治療領域。

        介入心髒病學緣起於右心導管術應用於臨床。1964年，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陳灝珠教授在上海開展右心導管術學習班，西京醫院鄭笑蓮教授(賈教授的導師)參加了此次培訓並將右心導管術引入西京醫院。1984年，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美籍華人劉賜江先生在西京醫院舉辦冠狀動脈造影學習班。1985年，鄭笑蓮教授和賈國良教授完成國內首例PTCA。

        賈教授感慨，中國PTCA起步的十年非常艱難。一方麵介入器械完全依賴進口，高昂的治療費用將絕大多數患者擋在了門外;另一方麵，術中或術後早期血管急性閉塞和術後再狹窄等問題使PCTA的推廣受到限製。當時多數患者的症狀在PTCA術後能緩解一兩年，但也有部分患者(10%~40%)短時間內發生再狹窄。讓賈教授記憶深刻的是，當時1位40歲左右的女性心絞痛患者前降支開口部位75%~90%偏心圓狹窄，術後即刻效果很好，疼痛緩解，兩三天後患者就能自主活動，但遺憾的是，術後僅僅1個月，患者又出現了活動後心前區疼痛，經冠狀動脈造影證實，球囊擴張部位又發生99%再狹窄，患者接受了第二次PTCA，但也隻維持了3年，最終她去國外接受了搭橋手術。“患者花了很多錢但治療效果維持不了多久，醫生也有負罪感，積極性很受打擊”，賈教授如是說。

        在沒有支架“保駕護航”的年代，介入手術的風險是對術者的重大考驗。賈教授介紹，1997年，西京醫院邀請“國際介入心髒病學大師”日本專家延吉正清做手術演示，一共準備了11例患者，由於病變複雜程度超出預期，前2例患者均在術中出現嚴重並發症，其中1例術中死亡。手術演示還要繼續嗎?旁觀的醫生都捏了一把汗。當時其他患者態度都很堅決，他們渴望能夠擺脫疾病折磨，對醫生也非常信任。幸運的是，後麵9例手術都順利完成。賈教授說，即使是國際著名介入專家也無法完全規避手術風險，在掌握技術之外，醫生還要有足夠的耐心和細心。

        從1986年開始，國內大醫院陸續派醫生出國學習，包括高潤霖教授、朱國英教授、呂樹崢教授、沈衛峰教授在內最早的這一批專家在回國後為冠心病介入治療的普及推廣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賈教授赴日本進修，那一年他觀看了上千台手術，對病例的選擇和病變的處理有了更深入認識。

        在器械改良中推動技術發展

        支架的應用是冠心病介入發展史上又一個裏程碑。賈教授介紹，早期介入器械都是“賣方市場”，術前需要提前半個月訂購，而且隻有具備一定資質的醫生才能買到。國內代理商還經常供貨不及時，型號不齊全。當時一個支架大約4萬元，很昂貴且“不好用”。早期Ronbin支架、Cordis支架的內徑都很大，柔韌性差，不容易通過病變部位，經常置入不成功。經過不斷改良，直到Nir支架、Multilink支架問世，介入醫生才算有了得心應手的工具，患者術中死亡的情況大大減少。

        裸金屬支架有效解決了PTCA時代最讓醫生頭疼的急性血管閉塞問題，有效減少了心血管事件，降低了血管彈性回縮引起的再狹窄。但由於金屬異物刺激，仍有約20%患者因平滑肌異位增殖、新生內膜過度增生引起再狹窄。上世紀90年代末問世的西羅莫司藥物洗脫支架(Cypher)等由於支架攜帶的藥物抑製內膜增生而明顯降低再狹窄率至10%以下。同時期，國產支架在仿製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大型臨床研究中相繼得到證實，進而打破了進口支架的壟斷，顯著降低了支架價格。

        抗凝治療領域也在不斷發展，從最早應用的華法林、肝素，到阿司匹林、抵克立得(鹽酸噻氯匹定片)、氯吡格雷、新型抗凝藥，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逐步提升。賈教授仍記得，抵克立得與阿司匹林聯用時，曾有2例患者發生白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藥物嚴重的不良反應令醫生心有餘悸。後來，意大利科倫波(Colombo)教授等人提出支架內血栓與支架貼壁不良有關，新型影像學技術及血管內超聲(IVUS)讓大家認識到，冠脈造影下70%~80%的支架貼壁良好實際上是貼壁不良，在IVUS指導下於重要部位置入支架延續至今。

        在規範化道路上前進

        2000年以後，我國冠心病介入治療進入快速發展期。大批的年輕醫生在澳大利亞、新加坡、法國、德國等國家進修，國內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培訓係統。

        規範化問題開始引起重視，2008年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管理專家工作組成立，從國家層麵規範心血管介入治療的準入、培訓和質控。此外，在介入知識普及和傳播等方麵，心血管專業學會、各種學術會議以及專業媒體也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