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細胞癌(HCC)是全球癌症相關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晚期HCC仍然是預後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HCC可以根據基因的改變被分為幾個分子分類類型，能夠預測腫瘤的惡性程度以及患者的預後。

TP53是一個腫瘤抑製基因，參與DNA修複、抑製細胞增殖和凋亡。TP53的突變(P53突變)是HCC的主要基因改變，發生在12%-48%的晚期HCC病例中。Calderaro等學者提出的分子分類表明，P53突變是G1-3類的特征性基因改變，與高甲胎蛋白(AFP)水平和不良預後有關。P53在新生血管中十分重要，與HCC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過度表達和微血管密度相關。此外，有P53突變的HCC與大規模的巨噬細胞增殖模式有關。重要的是，具有大規模大顆粒增殖模式的HCC是最近公認的增殖亞型，通常與血管包裹的腫瘤群形成有關。血管包裹型腫瘤團模式是由血管生成素-2調節的新生血管的標誌，通過將腫瘤團釋放到血液中來促進HCC的轉移。

臨床上，分子和基因表達一般在手術切除或活檢獲得的組織樣本中進行評估。現階段，無創成像也被應用於幫助預測各種腫瘤的遺傳信息。其中，顯示與基因或分子表達相關的成像信息被稱為成像標誌物。例如，CTNNB1突變的HCC往往在釓酸增強MRI的肝膽相(HBP)中表現出高信號，在擴散加權成像中表現出較高的表觀擴散係數值。雖然P53突變的HCC是一個主要的亞型，但其影像學特征尚未明確。然而，識別潛在病理分子表型的影像標誌物對個體化治療十分重要。

近日，發表在Radiology雜誌的一項研究探討了P53突變型HCC在動態全景CT和釓酸增強MRI上的成像特征，並探討了這些特征與臨床特征、病理結果和預後之間的關係。

本項回顧性研究評估了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間在某大學醫院手術切除的HCC患者。采用免疫染色法將HCC分為P53突變的HCC和非P53突變的HCC。采用Mann-Whitney檢驗、χ2檢驗、多變量回歸分析、接收器操作特征分析、Kaplan-Meier法和對數排名檢驗，比較了動態CT和釓酸增強MRI結果、臨床特征、病理結果和預後。同時評估了P53、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1B3(OATP1B3)和CD34的免疫組化表達，並使用Pearson相關試驗分析了其相關性。

總共評估了149名患者(平均年齡67歲±9[SD];103名男性)的173個HCCs。P53突變的HCC(n = 28)顯示出較高的血清α-胎兒蛋白(中位數，127.5 ng/mL vs 5.5 ng/mL;P < .001)、較大的尺寸(40.4 mm ± 29.7 vs 26.4 mm ± 20.5;P = .001)以及較高的分化不良的HCC比率(28例中的22例[79%] vs 145例中的24例[17%] ;P< .001)。動態CT動脈期的血管擴張(幾率，14;95% CI：3，80;P = .002)和肝膽期的相對增強率較低(幾率，0.05;95% CI：0.01，0.34;截斷值，0.69;P = .002)獨立預測P53突變的HCC。OATP1B3的表達和P53的表達呈反相關(P = .002;R = -0.24)。P53突變的HCC的五年總生存率更差(50.0% vs 72.6%;P = .02)。

圖 一位62歲的乙肝病毒相關慢性肝炎患者的P53突變肝細胞癌圖像。(A) 腫瘤(箭頭)在動態CT的動脈相顯示不均勻增強和擴張的血管(箭頭)。(B)在釓酸增強MRI的肝膽相中觀察到明顯的低信號腫瘤(相對增強比，0.42;箭頭)和腫瘤周圍的輕度低強化區域(箭頭)。 (C)瘤內擴張血管的示意圖，其定義為最大直徑大於2mm的粗大分支結構，顯示類似於動脈的對比增強

本項研究表明，P53突變的肝細胞癌(HCC)是一種生物學上具有侵襲性的腫瘤亞型，患者生存率低。動態CT動脈期的血管擴張和釓酸增強MRI肝膽期的相對增強率較低是診斷P53突變的重要影像學標誌。研究相信，HCC亞型的這種明顯的影像學特征將能夠減少有創組織采樣的進行，並進一步決定了未來個體化醫療的治療策略。

原文出處：

Azusa Kitao,Osamu Matsui,Yu Zhang,et al.Dynamic CT and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I Characteristics of P53-mut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DOI:10.1148/radiol.2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