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4日，全球腫瘤界的年度盛會——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正式拉開序幕，國內外諸多頂級研究成果即將公布。梅斯醫學將持續關注並報道學術亮點，分享給各位同道。

        本文梅斯醫學為大家整理了胃腸道腫瘤國內外重磅研究，分享給各位同道。

        1、晚期胰腺導管腺癌的長期和短期幸存者的分子特征

        由於缺少有效的篩查手段和早期診斷方法，大多數患者為局部晚期及轉移性胰腺導管腺癌(PDAC)，而晚期PDAC患者的中位總生存期為1年以下。

        有研究顯示，雖然晚期PDAC患者的預後仍不理想，但相比未治療者，接受化療的患者中位總生存期可延長約2倍。有些患者則病情發展迅速，這也意味著PDAC生物學異質性。因此，了解PDAC的生物學差異，顯得至關重要。

        研究人員從COMPASS(NCT02750657)和POG/PanGen(NCT02155621，NCT02869802)研究中收集了診斷為局部晚期或轉移性 PDAC 的患者的電子病曆，患者的ECOG PS為0-1，化療方案基於臨床醫生的偏好，並采用 HRDetect 測定法鑒定同源重組缺陷。研究人員比較了極短總生存期(STS)(≤3 個月)和長總生存期(LTS)(≥24個月)患者的生物學特征。

        結果顯示，341 例患者被納入分析，其中 47 例為 STS(mOS 1.6 個月)和 42 例 LTS(mOS 29.7 個月)。隊列之間的中位年齡、BMI 或性別沒有差異。STS更有可能在診斷時有ECOG PS 1 vs 0，更高的腫瘤負擔(RECIST)和更高的CA19.9。

        在 STS 中，71% 的患者在首次掃描前因臨床下降或死亡而出現無法評估的反應，28% 的 PD 為最佳反應。在LTS中，化療的ORR為69%。64%和33%的LTS以及32%和36%的STS分別接受了mFFX和GA。KRAS突變(90% vs 98%)或特定突變等位基因的發生率沒有差異，但是突變KRAS的擴增在 STS 中更常見(35% vs 65%，p=0.01)。

        TP53、CDKN2A和SMAD4(90% vs 98%)以及參與染色質修飾的基因(ARID1A、SMARCA4、PBRM1、KDM6A)的失活驅動突變(17% vs 30%，無)的發生率在兩組中相似。然而，STS 的突變發生率較高，導致 PI3K/AKT/mTOR 通路激活。然而，在 LTS 中，6/7 是種係致病變異的結果，而在 STS 中隻有 1/5。腫瘤結構變異負荷、TMB 和替換堿基特征在兩個隊列中相似。

        總之，晚期PDAC患者生存期≤3個月，其特點是腫瘤負擔較重，分子譜與增強的 RAS 信號傳導一致、PI3K/AKT/mTOR途徑失調和基底類轉錄組亞型。HRD基因是異質性的，LTS攜帶了部分HRD基因。

        2、ctDNA檢測能更早發現胃癌的複發風險

        循環腫瘤 DNA (ctDNA)是血液中腫瘤衍生的片段化DNA，是一種具有特征性的腫瘤標誌物。通過ctDNA的相關檢測，可以檢測到腫瘤在患者血液中的蹤跡信息。目前，ctDNA檢測已成為包括胃癌患者在內的各種腫瘤類型的潛在預後標誌物。

        研究人員招募了來自2016年10月至2019年6月100 名 II/III 期可切除胃癌患者(NCT02887612)。在圍手術期和輔助化療 (ACT) 後收集原發性腫瘤和血漿樣本。通過 425 個癌症相關基因的靶向測序來捕獲體細胞變異。隻有當在血漿中檢測到一種或多種變異出現在至少2%的原發性腫瘤中時，患者的血漿才被定義為 ctDNA 陽性。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標準護理治療。

        結果顯示，術前，38 名患者血漿中可檢測到ctDNA，但其預測複發的價值有限。術後，25 名患者的血漿 ctDNA 仍呈陽性，且複發風險高於非陽性患者。41 名患者在輔助化療後，對其血漿進行評估，其中10名ctDNA 陽性患者的複發和死亡風險明顯高於 ctDNA 陰性患者。

        特別是，與術後ctDNA和治療後腫瘤生物標誌物，即CEA、CA199和CA72-4相比，輔助化療後 ctDNA 獲得了更好的預測性能，敏感性為 77.8%，特異性為 90.6%。在所有多變量分析中，ctDNA 陽性是 RFS 的獨立因素。與 ERBB4 野生型患者相比，原發性腫瘤中存在 ERBB4 突變的患者 RFS 較差。因此，術後和輔助化療後，ctDNA 與 II/III 期胃癌患者殘餘病灶和高複發風險相關，或可用於指導術後胃癌患者管理。

        3、真實世界研究：低劑量阿帕替尼治療晚期肝細胞癌的療效和安全性

        阿帕替尼是一種酪氨酸激酶抑製劑，通過高度選擇性競爭細胞內VEGFR-2的ATP結合位點，抑製酪氨酸激酶的生成從而抑製腫瘤組織新血管的生成，從而達到抗腫瘤目的。有研究顯示，阿帕替尼對晚期肝細胞癌 (HCC) 的良好的療效。然而，在真實世界中，阿帕替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還有待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揭示現實世界中低劑量阿帕替尼治療晚期HCC的療效和安全性。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間，研究人員納入了在三個不同機構接受阿帕替尼治療的 178 名晚期 HCC 患者。

        174名患者每天接受口服阿帕替尼250毫克，4名患者每天接受500毫克，直到疾病進展。25 名和 103 名患者還分別接受了至少一次免疫治療和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 (TACE) 治療。腫瘤反應和不良反應分別按照RECIST 1.1和CTCAE 5.0進行評價。使用 Kaplan-Meier 方法分析生存曲線。Cox 比例風險模型用於確定單變量和多變量的預後價值。

        結果顯示，隨訪24個月，患者達到完全緩解(CR)、部分緩解(PR)、疾病穩定(SD) 和進行性疾病 (PR)分別有 0(0%)、28(15.73%)、103(57.87%)和 47(26.40%)，總體緩解率(ORR)和疾病控製率(DCR)分別為15.73%和73.60%。有趣的是，28 例PR患者中，27 例接受阿帕替尼作為​​一線或二線治療，21 例接受免疫治療或 TACE 作為聯合治療，表明早期應用阿帕替尼聯合治療可以提供更好的療效。

        另外，Kaplan-Meier 分析顯示，中位總生存期 (OS) 和無進展生存期 (PFS) 分別為 16.0 個月和 7.0 個月。三線治療和PVTT與較差的PFS獨立相關。相反，阿帕替尼聯合免疫療法或與更好的PFS獨立相關，也有更好的OS。在不良反應方麵，最常見的治療相關不良事件為高血壓(29.21%)、疲勞(16.85%)、手足綜合征(16.29%)、嘔吐(14.04%)、肝功能障礙(6.18%)和蛋白尿(6.74%)。未觀察到嚴重(≥3 級)不良事件。

        總之，低劑量阿帕替尼能夠為晚期HCC提供有效和安全的治療，同時早期應用阿帕替尼和聯合治療可以提供更好的療效。

        4、晚期胃癌和食管癌患者四種臨床預後評分的比較

        盡管有幾個臨床評分係統可以幫助腫瘤學臨床試驗的進行預後評估，但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本研究比較了四種預後評分對晚期胃癌和食道癌(GE)患者總生存期(OS)的預測能力。

        該研究納入了來自2007年至2020年年間加拿大瑪格麗特公主癌症中心接受一線姑息性係統治療的晚期(不可切除或轉移)GE癌症患者，並使用四個評分係統確定了高預後風險的患者。皇家馬斯登醫院評分(RMH)、MD安德森癌症中心評分(MDACC)、Gustave Roussy免疫評分(GRIm-S)和MD安德森免疫檢查點抑製劑(MDA-ICI)評分。

        結果顯示，共納入451名晚期GE癌症患者，中位年齡為59歲，68%為男性，51%為ECOG狀態0-1，63%表現為新發轉移性疾病。通過四種評分，被歸類為高風險的患者比例為：RMH 25%(N=113)，MDACC 13%(N=95)，GRIm-S 24%(N=109)，MDA-ICI 26%(N=117)。在所有評分係統中，高風險患者的OS明顯較短。(中位 OS 7.9 vs 12.2 個月，RMH 高風險 vs 低風險，p<0.001;MDACC 6.8 vs. 11.9 個月 p<0.001;5.3 vs. 13 個月 p<0.001對於 GRIm-S;8.2 與 12.2 個月，對於 MDA-ICI，p<0.001)。

        在多變量分析中，每個預後評分都與 OS 顯著相關。GRIm-S 具有最高的預測辨別力和最高的早期死亡預測能力。

        綜上，所比較的四個預後評分係統在預測晚期GE癌患者的OS方麵都有合理的準確性。預測早期死亡的較高準確性可能首選GRIm-S評分。